在铜陵过年，没有了鞭炮声的“干扰”，初一的早上是睡到自然醒的。匆匆吃完了早餐，我开车带着一家人过了大桥，到老家去拜年。
大年夜可以在平静中度过，新年的气氛不应该平静中沉寂。儿时新年初一，父亲会领着穿上新衣新鞋的我们去长辈家拜年，这是村里人的习俗，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初一的，我也不能例外，下辈子、下下辈子不知道还是不是这样过了。社会在变，人也在变。
车进村庄见到的多是红色，每家门前的场地上，鞭炮的纸屑仍旧如血般鲜红，但没有留下一个小时候喜欢抢的没炸响的鞭炮，放空了的五十、一百响的礼炮盒立在门前像是在等着孩子们去燃放一样。当然看不到抢鞭炮的孩子了，他们的玩具能飞上天能在水上漂。抢鞭炮？老土。
村庄，以前过年的标志是喜庆的红春联，门庆，现在多了红灯笼，里面装上电灯，楼上楼下都有。在风中红红火火的摇晃着，让僵硬的村庄闪动着喜气，让辛劳的面孔扬眉吐气，还有种敢于炫耀的底气。
这是一种自信。
最早看到红灯笼应该是在儿时的年画中，在北京天安门的城楼上，在伟人的身后，灯笼里燃烧的应该还是红蜡烛。那时便觉得这红灯笼是富贵的象征。
有一种说法：清代雍正年间河北省有一个老汉，此人心灵手巧，酷爱民间工艺，有一套做灯笼的手艺，每到年节，他都要做几对鲜艳夺目的灯笼挂在自家的门前，为新春佳节增添了祥和、喜庆的气氛，每年都吸引众街坊邻居围观欣赏。有一年老汉做了几对灯笼到藁城集上来卖，恰巧被游集散心的县太爷看见了，便把所有灯笼都买下，挂在府邸整日观赏。灯笼做工别致，富丽堂皇，县太爷视为珍品，爱不释手。这年又到向皇上进贡日期，县太爷正苦思冥想送什么物品来取悦皇上，有人指点他送几对灯笼试试。县太爷虽有点舍不得，但为讨好皇上只得忍痛割爱。果然，皇上一眼看中，龙颜大悦，重赏藁城知县，并把灯笼定为贡品。后来皇宫内外到处挂上了这大红的屯头灯笼。人们把“贡”字换作“宫”字，就成了“宫灯“。
“宫灯”成了皇宫专用，与百姓断了缘份。
真正零距离接触红灯笼是我外出后，有了机会，也有了条件去过一些古镇、农庄。见到很多的红灯笼，红瓦白墙间，一排排的悬在屋檐下，亭台楼阁里，甚至香樟树枝上，但凡见多了便觉得是个装饰或叫点缀，像古镇卖的一些花花绿绿的饰件。
在我的乡村，挂上火红的灯笼也是近些年才有的事。在外打拼的人纷纷回乡再创业，服装厂，加工厂，大厂小厂便多了起来；还有祖祖辈辈都抠泥土团的村民成了养殖、种植大户，腰包渐渐鼓起来了，日子有了奔头，有了希望。
村庄里，大红灯笼高高挂起来，挂起了吉祥，挂起了红火，挂起了和谐，在黑夜里闪耀着光明，在晨曦里辉映着朝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