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工作单位是一家民营出版传媒公司，行业是那时很火的清洁能源太阳能行业，但彼时全球市场已接近饱和，国内大肆上马的太阳能项目黄了一大片，因此这家公司受累业务全面下滑。但在此危机深重之际，董事长又走错了两步棋，第一步是准备ipo上市，请了一大帮人，花了很多钱，但最终没上了，第二步就是投资实业，在南通投资了一个太阳能交易市场，现在成了烂尾楼，这个实业投资的错误举动直接导致了公司资金链的断裂，并最终导致公司在半年后倒闭。
从一个职员的角度来看，或者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这两步显然都没踩对点，当时房地产市场汹涌澎湃，直接花那钱炒房，董事长现在身价估计翻好几番吧？
可是颇令人惋惜的是，董事长并不想这样做，因为这涉及到一个企业家的价值观问题。
开公司究竟开什么？赚钱？服务社会？造福世界？这个问题可大可小，因此也没标准答案，那就回归一个公司的本身来看。
公司从结构上来看很简单，一个服务于某行业的团队而已，但要从功用上来看那就很不简单，因为任何一个团队，假使它因某种必要的联系进行了组合，那它就被赋予了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三重作用，在民族主义国家建立后，前两个属性基本上被剥夺，空留一个经济属性，但前两个属性尽管被剥夺，但不意味着消失殆尽了，功能的退化如果时间足够久远，那一定就会引起物种的某种演变，也就是所谓进化，但时间还不久的话，那就一定还有某种残留的本能。
之所以要厘清这几种属性以及现时的形态是因为——如果运营一家公司仅仅从经济属性出发，那就会陷入一种合理的错乱，也就是那位董事长的抱怨：我分明什么都没做错啊，我所做的正式按照正常的商业规律，本着提供最优服务的目标前进啊，为何我的公司先倒闭了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回到公司的属性上来。
第一层属性——军事属性。
和平年代当然不能动刀动枪搞竞争，树壁垒，黑社会都开始搞洗白了，企业就更不能搞武力对撞了，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90年代及20世纪初的那种竞争公司业务员街头乱斗现在很少能见到了。那在现代如何竞争呢？还是壁垒，这是一个谁进攻谁就死的年代，守着不死就是赢，所以我第一个服务的公司死就死在不建壁垒就往上冲杀，结果被拍在沙滩上了。
第二层属性——政治属性。
政治是一切人的生活，更是团体的基本生活，尽管被暴力机关和国家机关剥夺了现时的存在感，但不讲政治，势必死，尤其是在三线城市。在三线城市什么公司能活得滋润？紧紧抱住党的大腿的公司。这类公司靠吃国家转移支付转向资金就够活得很好了。那如果不想抱本地大腿，至少也得有个很粗壮的外地大腿抱。
第三层属性——经济属性。
公司是以盈利为目标吗？不是的，公司以不死为目标，公司以强凝结核的铸造为目标。在转型期有很多人抓住了转瞬即逝的窗口机会快速发展，但那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机会，在已经形成壁垒的经济结构中，如果再以纯经济目标为考量，那么就纯粹是教条主义了，因为你不可能在一个凝固的阶层中扒开可怜的缝隙，尤其是铁桶一般的壁垒，那么退而求其次，就应该以建设已有团队，完成转型为目标。在当时，本来有很好地通过建设互联网壁垒完成媒介转型的机会，可惜，在现金流充裕的时机里被纸质媒介的稳定盈利迷惑了眼睛。
我很为我的第一位老板感到惋惜，他是一个我很崇敬的人，一个在正常商业社会或许更如鱼得水的企业家，可惜在那媒介转型的关键一年里，公司没挺住，也没抓住机会。
之后，我又自己尝试了一下纸媒，可耻地败了，你看，我明明知道自己在媒介尝试中所不应该踩的狗屎，但我依然执着地踩了上去，这就是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