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14年副导演，终于转正了！

2012年的一天，郭柯百无聊赖地刷着微博，突然一篇名为《世界上唯一公开身份慰安妇：儿子至今未婚》的报道，映入眼帘。它讲述了90岁的“慰安妇”韦绍兰和她“鬼子孩子”的故事。

看完这个故事，郭柯掏出火机，点起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沉默良久。

原来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八年间，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的性奴隶，也就是人们经常提及的“慰安妇”。郭柯被这段历史深深吸引。

半响后，他又深呷了一口手里的烟，想到自己14年来，全程参与了40多部剧情片的拍摄，一直都是副导演。

这14年来，虽然也拍了各种题材，但除了经验和钱，没任何收获。此时，灭掉烟头，他决定，要把慰安妇拍成电影。

于是，他开始废寝忘食地查阅各种史料记载性的书，很血腥。看了以后，作为中国人的他，恨不能把当时的日本人捅死。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他找到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苏智良教授，已经在这方面做了20多年的研究。

原来一直到现在，慰安妇们从最初的两百多人到目前只剩32人。而且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因为她们平均年龄都已经90多岁了。

作为导演生涯的处女作，要么一鸣惊人，要么默默无闻。所以，郭导最后选择了拍摄纪录短片《三十二》，主要讲述韦绍兰老人和她的日本儿子。

《三十二》，从魔鬼到良心发现

在苏智良教授的帮助下，郭柯很快便找到了韦绍兰老人。

郭导，第一次去看韦绍兰的时候，见她家徒四壁，于是给了她五百的零用钱。

没想到，第二天告别时，她却掏出四个红包，剧组四人分了，说：要过年了，你们拿着回去给家人买点东西吃。

郭导打开红包，每一个都有100块钱，瞬间就泪目。原来她是如此活生生、如此立体的人，自己对她们的理解如此狭隘。

然而，拍摄过程并没有那么顺利。

刚开始拍摄的时候，郭柯采用自己提问老人回答的模式。

因为她去日本参加过诉讼，所以可以很完整、很细致地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包括当时是怎么被抓进去的，在里面经历了什么，怎么逃出来的，逃出来以后丈夫什么反应、婆婆什么反应，然后发现自己怀孕了，因为害怕失去生育能力，所以生下了日本人的孩子...

大概拍到第三四天的时候，他开始感觉到不对。

比如在韦绍兰老人说到痛苦处，稳重摄影师居然默然关了机器。而郭导却催着翻译，继续解释老人的话，还让摄影师把机器打开...

拍完之后，郭导背过身去大哭了一场，想着自己怎么是这样的人？老人这么信任自己，为什么自己却要让她回忆那些让她那么痛苦的事？这样太不道德了！！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郭柯对“慰安妇”的态度从“猎奇”转变为“深情凝视”。不再把她们当“慰安妇”，不再想“打捞历史”，更不想让她痛说悲惨。只是捕捉老人的笑。

郭柯导演与老人

很快，8天，就拍摄完了。

后来，《三十二》在国内外的电影节拿了一些奖，但郭柯一直在自我怀疑，甚至是自责，他认为自己的这部片子，用了很多“技术”。

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二十二》

很快，32位幸存者“慰安妇”，只剩下22位尚在人世。

于是，从2014年1月1号开始，郭柯便开始筹备拍摄《二十二》。他开始走访这22位老人，13天就把这些老人都找到，然后开始准备。

当时，有一些国外的投资方表示愿意支持。但他们要求控制投资成本，说这种电影用一般机器拍就可以了，没必要用最好的机器，而且22个人的故事不好讲，讲三五个人，把群体体现出来即可。

然而，执着的郭柯，却一点也不想妥协，他一定要用最好的机器拍，一定要拍二十二个人。在他想，这些外国人是把她们当一个题材，但自己知道她们是要消失的一个群体。

很快，悲剧来了。2014年2月份，还在正月里，有两位老人去世了。

影片以山西两位老人的葬礼开始，也以葬礼结束。

虽然郭柯抢救式把她们的葬礼记录了下来，但眼见着老人们在迅速地离世，而自己仍然没有找到投资，心里着急了。于是，他发了一条朋友圈：

2014年5月，我一定会让《二十二》按我要求的配置组建好并准时开机，没有任何人和事能阻止我！”“我妈刚才打电话给我，说可以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来支持《二十二》的拍摄……”

恰好这个时候，张歆艺看到了郭柯发的朋友圈。当时，与郭柯并无深交的张歆艺立刻借给郭柯100万元，对他说：“快去拍吧，不然老人就不在了。”

（张歆艺与郭柯接受采访）

有了这笔钱，5月份他正式开拍。

随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全剧组23位工作人员在经历了11996公里的跋涉、5733公里的飞行、32海里的轮渡、16所宾馆的下榻、11种语言、9位当地人的翻译后，在29个拍摄地（5省、13个市县），对22位老人进行了拍摄。

郭柯导演与摄影组

整个过程中，郭柯吸取了第一次的经验，放弃了技巧、剧情冲突等戏剧元素，让整部影片只剩下温和平淡。

毕竟老人的生活，原本就是平静的。作为导演，必须克制猎奇，必须放掉慰安妇这个标签，温和地对待她们，更重要的是要有自信展现真实的生活。

做到不打扰她们，不给她们造成“二次伤害”。

只需看她们在门口吃饭，晒太阳，听听收音机，扫地，或和家人聊天，足以。

郭柯导演与老人

2014年7月份，片子拍完后，直到2015年8月份，都在做后期剪辑。很幸运2015年10月份，终于获得了公映许可证，成为国内首部获准公映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电影！

接着，郭柯开始申报电影节。2016年，入围了釜山国际电影节年，并首先上映。在釜山放映的时候，听着毛银梅唱《阿里郎》，郭柯身旁的一个四十多岁韩国老爷们儿一直在那儿哭。

走电影节的过程，很多发行商和电影节的人，都来找过郭柯，要求迁就市场改片子，要求添加一些家国仇恨，让观众看了要有情绪，观众看了要哭，要让这些老人痛苦。甚至给郭柯看一些照片，老人哭得很伤心的那种，还说这样能快速传播。

对此，郭柯依旧坚持自己的立场，没有任何东西能动摇他。

每当他坚持自己的时候，事情总会出现转机。

2016年4月，郭柯看到韩国电影慰安妇题材《鬼乡》在韩国上映，打败了好莱坞大片《死侍》和《疯狂动物城》，占据了票房冠军榜首位置，成为话题之作。

尤其是了解到该电影剧本2002年即已写完，因无钱一直停滞不前，最终靠着7.5万人的众筹，影片才得以拍摄，而为了感谢这些观众，片尾打出了7.5万个人的名单。

这一长长的名单震动了郭柯，也让他想到了“众筹”这个办法。恰好郭柯也走完了所有电影节的流程，又正好被基金会的朋友找到，说愿不愿意做众筹。

于是不到三个月，他带领团队靠着32099人次众筹者筹集到了100万元，除去电影后期制作费用20万后，剩余的80万就成为《二十二》宣发活动所有的资金来源。不得不说，其中还有很多网友名字也没留。

2017年，就是靠着3万多人的众筹，《二十二》最终定于8月14日上映。

日本人看完《二十二》，只说了句：谢谢

2017年8月7日前，郭柯还带着电影《二十二》去了台湾参展。这是一个关于“慰安妇”的一个国际影展，除了《二十二》，还有中国台湾的《芦苇之歌》、加拿大的《道歉》以及那部著名的韩国电影《鬼乡》。

郭柯与《鬼乡》导演赵正莱

中国台湾的《芦苇之歌》是妇女救援基金会制作的，更多表现的是这些老人晚年生活和心灵上的安抚照顾。

而郭柯这部代表中国的《二十二》，只是蜻蜓点水的口述采访，罗列开来的素材碎片，平静地陈述了老人生存现状这样一件事。

每一部影片的角度，都不同。

《二十二》目前还没有在日本公映过。但郭柯给他的日本朋友们看过，看完后他们说的最多的是：

谢谢！谢谢你用这种方式，把中国的这些受害女性拍出来让日本的观众看！

部分看过的日本的观众，郭柯问他们：尴尬吗？他们说：不尴尬。大概这种不尴尬在于没有揪着以前不放。

目前看过此片子的日本朋友，都非常接受这部电影。

此前，于2015年8月，旅日华人班忠義拍摄的中国慰安妇纪录片《渴望阳光》，在日本公映。

当时国内还没有开放慰安妇题材电影的公映，几乎大多数国人都不知道。只有美媒报道：观看人数越来越多；很多日本民众称第一次知道「慰安妇」。

随后，这件事情，受到日本社会地关注。导演班忠义说：“我们都没为电影做广告，不料一场比一场人多，每场一放完，就有人来申请放映权。”

（《渴望阳光》电影海报）

当时还有一名74岁的日本男士观后说：“因为前中国慰安妇很低调，缺乏记录，所以来看电影，没想到这个纪录片比预计中有价值，很真实，是贵重的历史证言，让人第一次知道前中国慰安妇的受害状况。”

不过实话实说，《渴望阳光》拍摄的慰安妇，基本都是血泪般刻意地控诉日本人。很多日本观众看完表示有些尴尬。

所以，今天郭柯导演如此温和的《二十二》，就是为了告诉日本观众，你们的上一代对我们的上一代做了什么，然后我们的上一代人，她们还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以此达到让日本人有自己的反思。

如果《二十二》能公映在日本，会不会能引起更多日本人进行反思？如果会，那郭柯导演的这部电影，意义就更深远了：

不止国人记住了可爱的她们，日本人也会记住了她们。

虽然没有必要带着恨，但有一些东西确实不应该被遗忘，比如郭柯导演（跟我一样，已经被圈粉的有木有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