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5日《中国教育报》把“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评为最坑教师的话语之一。这是一句倍受争议的话。每次和中小学教师谈到这句话，他们要么面露气恼之色，要么骂不绝口，把对这句话的愤怒引向他们认为产生这句话的“叫兽”、“砖家”。有个人还搬出中国古代教师的鼻祖孔子，认为孔夫子一生收徒三千，可是贤者（好学生）只有七十二人，他是不会教的老师，甚至还对宰予这样的学生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说这句话的人实在应该查查宰予和孔子的关系，宰予是不是朽木和粪土）。有人使用这句话的逻辑推出“没有破不了的案，只有不会破案的警察；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会治的医生；没有治不好的国家，只有不会治的政府。”等等。对于他们的反应，我表示理解。
我曾试图对这句话的出处做个甄别。有人说这句话是陈鹤琴老先生说的，后来被江苏洋思中学发挥到极致。我粗略翻了一下陈先生的著作，没有找到（只是没有找到，不代表否认是他的言语）。我在两次的讲座中，都和学生分享了彼此的看法。我认为，“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代表的是教师的一种教育情怀和价值观，那就是不轻言放弃任何一个学生。不放弃是绝对的，而“好”是相对的，即让学生在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就是“好”了，是让学生感受到自己的进步，而不是用同一尺度去评价所有的学生。如果比较的话，也是让学生拿今日的自己与昨日的自己比较，而不是和其他人横向比较。有的老师可能说，学校或社会是只用成绩来衡量的啊！不错，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但从育人的角度说，只要你不是眼睛只盯着分数看就可以了。不要分数是不对的，但只要分数也是不对的。教师的责任是育人为主，教书为次。有的老师说，我教书不是为了成为教育家，也不是为了成为专家或者名师，我就是养家糊口挣碗饭吃。对这种人，就不要去争论这句话的意义了。因为教育是一项关乎人发展的事业，也可以成为一部分人的志业，如果只单纯的把它作为一种职业或者谋生手段，这样的人应该是选择错误了。
但是，有了“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样的情怀，在实践中也很难按照一个标准去培养所有的学生。因为人出生就是有差异的，有智力差异、家庭背景差异、环境差异等，没人能按照一个固定标准培养出完全相同的人才。老师能做的，就是在实践中贯彻“让每个人都成为他/她能成为的人”就可以了。有人上北大清华，有人读高职高专，有人高中毕业去工作，只要各得其所，各得心安，那样的教育就是成功了。但是，唯一不能原谅的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校长以某一成绩标杆或考核指标加上“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样的口号去要求老师或评价老师。个人情怀是值得颂扬的，但成为考核或评价标准是可耻的、可恨的。情怀、实践、评价，在目前的学校教育体系中，还是划清界限更好。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也从另一方面强调了教师的感知、期待和归因对学生的影响。
感知不仅是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我们也通过感知塑造自己。真正重要的不是外部世界，而是我们对现实的意义解读。如对班内孩子的感知，如果我们在一个生源并不太好的学校，我们对班里孩子的智力有一个基本的认定，那就是他们天赋、能力有缺陷，作为教师的我们所能发挥的影响力很小，这样教师在学生成绩差的时候就会表现出心安理得的样态，从而阻止他们做出努力去改变孩子的现状。哈佛大学的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在旧金山小学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告诉老师们，说新年接受的学生都是学习能力强的学生，他们可以期望孩子们在这一年取得很好的成绩，实际上，这些孩子都是随意选择的，并没有经过正式的考试或评估。一年过去后，这些学生的确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超过了没有参加实验的学生。两位研究者将学生的快速进步归结于教师的期望以及教师将他们作为有天赋的学生而区别对待。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皮格马利翁效应。研究表明，积极的教师期望是一个关键变量，可以区分能够创造好成绩与不能创造好成绩的教师。
亨特和巴克探索了学校中儿童成功和失败的主要因素，认为主要归结于先天才智（inherent intelligence）、个人努力(personal effort)、任务难度（task difficulty）和运气（luck）。通俗地说，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的努力对一个项目或任务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就会认为自己的能力极低不堪重任，因此也不会去努力。相反，如果一个人形成了自己的学习效能感，认为结果是在自己的可控范围内，他/她就容易形成成功信念。当教师认为学生失败的原因可能是不稳定的（如缺乏个人努力），对未来的期望可能不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如果将失败归因于稳定的因素（如认为学生愚笨），那么教师们会预测孩子将来的失败。当儿童或孩子把他们学习的成功归结于可以预测并能施加影响的内在因素时，就能够为发展灵活性及将来的学习创造最佳条件。他们能够培养学习效能感、灵活性，最重要的是培养乐观精神。当真的面对失败时，他们也能从失败中学习，从错误中学习，使之成为有激励性的新经验。
如果教师反馈给学生的都是负面的、稳定的因素，就会给学生带来某些不安的联系。萨波尔斯基确定了产生或增加压力的五个条件，即自己无法控制环境、对出现的压力源无法预测、缺乏社会支持、没有发泄的出口以及感觉情况越来越糟糕。在这些情况下，本来轻微的压力反应会逐渐变成噩梦。他引用了一个老鼠遭受电击的实验研究。一组老鼠被训练通过安东杠杆避免遭到电击，即使杠杆没有起到阻止电击的作用，那些相信能够控制环境的老鼠所体验到的压力相对小得多，溃疡较少，免疫系统更强。而那些对电击不可预测的老鼠，经过慢性压力，感到环境不可预测并且无法控制的折磨，产生了心理学家所说的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结果，这些老鼠产生了人类一样的抑郁特征，它们没有动力去尝试解决问题，甚至对周围世界缺乏反应。这些受实验的老鼠，和人有相似的心理特征。当一个教师认定一个或一群孩子智力问题不可救药时，同样也会引起孩子的习得性无助。
孩子有各种各样的家庭，也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家庭问题，养成孩子各种不适合学校的习惯，这些都对学校教师的教育工作带来困扰。但是，如果一个教师对这种孩子的学习困难听之任之，轻言放弃，那么学校作为塑造人的最后一道闸门就被彻底打开，孩子们将带着问题走向社会。其实，对于那些不管怎样都会成功的孩子来说，教师对他们的认识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对于那些处于危机中的孩子，对于那些有学习障碍的孩子，对于那些有个别天赋的孩子，对于那些来自非正常家庭的孩子，或者那些有情感或行为问题的孩子来说，教师的认识对于他们在学校的成功和失败可以说是唯一重要的预测指标。对适应性强的儿童的研究清晰表明，在儿童时代面对特殊困难（极度贫困、遭受生理上的虐待或者性虐待，有酗酒的父母等）的孩子以后要是长大成为成功的、富有成就以及充满爱心的人，在儿童时代至少都有一位可以信任和依赖、对他们非常重要的成人（通常不是父母，甚至不是亲戚），无一例外。而这个重要的成人通常是不放弃他们的老师——能够在内在的和可控的归因基础上建立对孩子认识的老师。
因此，当我们痛骂“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的倡导者时，我们是否应该想一想，我们到底是问题学生的一部分，还是解决学生问题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句话侮辱了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专业自尊受到了威胁。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学生被名牌大学录取固然令人欣喜，那些不成功的孩子怎么办？很多人会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我们像一只刺猬，把自己蜷成一个球，将我们尖利的刺指向外部。这样的表现是，我们把不成功的学生看作缺乏动机、行为有问题、学习有障碍或者注意力缺陷，从而将他们抛弃，以保护我们脆弱的专业自尊。我们经常说“摊上这样一个班，我倒大霉了”、“学校怎么会录取这样的学生”等，实际上，我们已经把一些学生从我们可能努力的希望中“勾销”了。
后现代社会，统一的权威的唯一的话语越来越少、越来越难。用一句话约束一个群体注定成为空想，大家更多地基于自身位置和利益，来建构理解。坑不坑，由个人的位置决定，也由个人的修养和志趣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