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

多少次,深夜的裂隙中总会回转那段你弥留时刻的记忆。病床边围着面目模糊的人们。整个梦境里,唯一清楚的只有那张挂着六十六年悲喜的脸。嘴唇微张,双目浑浊,一口悲怆噎在喉头。我听到倒塌的轰鸣。就像孩提记忆里,你在祖坟前屈膝下跪。心中的神祇终究倒下了。

那是过去十年中我少有的悲泣——用左手捂住嘴巴,哭得小心翼翼,没有声响。他们说,生者的眼泪不能落在死者身上,否则你会走得迟疑。思念的分量太重了。

那天的哭泣声,在这几年里不断在我的梦中响起。悼亡的第一声啼哭被你带走,剩下的归于生者。

你的孩子们在喊,爸爸坚持住,寿衣就要到了。低低的哭声四起。他们说,来了来了,就来了。一声凄叫喊破了低泣,人们的哭声大了起来。寿衣到了,玻璃棺也到了,一切齐备,该走了。于是你枕着软木,穿着长袍寿衣,躺在一片香火中。你被埋在白水山后的墓场。半山腰的墓穴,山清水冷。秋天的时候,树叶掉了一半,满山的香樟树在风里摇曳,整座墓园不分日夜哗啦啦地响着。你身边空着一个位置。祖母说,再等二十年她就去陪你,讲讲你不在的日子里,子孙们是如何努力生长着。

我曾经担心,你会被疾病永远留在一个严冬里。这个念头一直到夏末的早上你撒手人寰才被彻底打消。过去的深冬,你被裹在棉衣里,深一声浅一声地咳嗽,吐出积压了半个多世纪的浊气。像婴孩躲藏在襁褓里,你端坐在客厅沙发的中央。这个家族里,总有一块玄黑的古石,深深陷在大厅的软垫中。那凹痕是麦地里的荒野,一直长不出白茅来,亮晃晃如疤痕一般扎痛眼睛。

那一年,整个冬天突然沉寂下来。风钝重地敲打着玻璃。风一直都没有停。窗外是绵长的寒冷和阴霾,怎样望都看不到天的边角,四处都是灰白。一些欢闹的节日里,我们时常围坐着,空出沙发上那个扎眼的位置,不说话,只看着墙上一直没翻过去的挂历发呆。就这样,一直到静静地坐到黄昏,像一直等待着什么,却总也等不到。直到祖母悲怆地朝着空荡荡的屋子喊“晚饭了”,人影们才恍恍惚惚地站起来,时间倏忽被重重地压下。

多少年后,我的儿女们只能看见一座立在半山腰的墓碑,你的岁月注定与他们无关。你们之间架着一个空荡荡的我,将要费尽心力粘合两个时代断开的记忆。过去,我一直期待着,你能活到听见他们喊曾祖父的年岁。那时你已早已走过八十岁,是该逃出无尽的劳碌和忧心,去做些安闲的事。可以看着他们像我一般长大,倔强地活着,在十七八岁时锋芒十足地和你拌拌嘴,气疼你焦灼的病肺。

可你终究没能等到那个时候。

你在我十八岁时的某个清晨走出家门,悲号里,你的皮鞋声慢慢远去。那时苍城的夏天还没有结束,千草路上的草木还在日夜不息地生发。然后某个灰蒙蒙的冬天,你突然回来了,带着一箱行李,踩上那些积压已久枯叶和年岁。当你再从千草路上抬头时,我们都已不在了。时间的燧灰,不知何时已落满大地。

我依旧像从前那样,一入睡便没完没了地发梦。梦里你总是沉默地坐在家人中间,若有所思,大家谁都没有开口说话。不知过了多久,你起身整整身上的羊毛衫,抖落许多没有姓名的目光,走出门去。家人们开始逐个开门外出。空荡荡的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孤独地守着一盆炭火、一间屋子、一段人生。孤寂里,我隐约听到一个季节已经死去,一些树叶沙沙地落在屋顶。突然门打开了,那是一只熟悉的,包裹在羊毛衫里的枯手。梦也就这样,猝不及防地结束了。

入玻璃棺前,为你剃须的人说,你生前就喜欢蓄须,下巴上总有不长不短的胡子。有人说,不是的,你从不留胡子,只是病重时无法再去料理。说来说去都无法嵌合,他们只好聊起胡子之外的事情。你从不和我讲自己年轻时的故事,那都是远在我出生之前的旧闻,就像套在寿衣中的你那般陌生。那些活在回忆里的祖父、父亲、伯父们已然与你无关,他们掏出烟来,他们披上羊毛衫,他们各自坐在沙发里,各自抖抖灰尘走出门去。那些亲朋戚友都拿出自己珍藏的往事来,拼拼凑凑,却怎么看都不像原来的样子。

我坐在角落里,看着无数陌生的面孔来来去去。他们给你上香,为你拨亮昏暗的灯火,给你鞠躬磕头。这些虚无的血脉联系,只会在生命的终结抑或诞生时出现——为新生儿念一段祝词,为死者鞠躬悼伤,而后又散落四方,回到各自的生活里了。十八年前我出生时,你或许早就知道,有一天我也会在这副景象下送走你。人一生的始端和末尾如此相像,都在襁褓里被人看护、喂食。新生儿们可以毫无忌惮地哭喊,苍老的你却只能忍着五脏六腑翻腾的剧痛。

七月,祖母来电话说你中暑了。我从逼仄的高三中逃回来,看到你躺在病床上,胸腔起伏,呼吸沉重。那时我不知道,一个月后你就因为肺里蒸腾的暑气而撒手人寰。待了几天后,我又回到学校,直到你去世前五天才又一次赶回来。可那个时候,你已说不出话了,整个房间里只有氧气瓶嘶嘶的声音。这几年里,我积攒了无数的愤懑,为什么家人们不找医生,而只等着那件长袍寿衣。他们认定你已经快要走了,绝无挽救的可能,这凭什么呢?虽然我也看见,你指甲早已发黑,瞳孔散大模糊。你已经拖着病肺生活了十几年,为什么不肯多待一些时日,慢慢交代后事、梳理一生。非得在这个时候猝然倒下。

过了很久,我不得不承认,这一切都因为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的无能为力。

八月之后,时间突然断裂开来,那是一段冗长的停滞。送走灵柩的那个下午,我又走进你的房间,里面依旧齐整,只多了薄薄的一层灰尘。书柜里满满的一箱日记,最新的那本只记到了七月份,上面潦草地记着我的期末成绩。往前翻去,每一次成绩的起落,每一次祖孙的拌嘴都被仔细记录下来。房间里没有别人。我捂着脸,泪水悄无声息地落下来。

高三整整一年,我陷入凝固的沉默里。我时常觉得,这只是个冗长的梦,或许醒来之后我的祖父还在写字台前书写着每一个日子。祖母在厨房忙碌,饭菜的香气在黄昏里弥散。每一次苏醒都是一次失望。每个人的成长之前都立着一件残忍的事情,绕不开也忘不了,于是我们终于明白,是时候去承受悲痛与责任了。

隔年六月,在考场停笔后,我转头望向窗外的玉兰树。就像无意低头拾到一个童年时遗落的玩具,倏忽间想起十年前的那个午后。我们在溪边钓鱼,水里满是清亮亮的石子和银白色的小鱼,偶尔漂过一点浮木或轻羽。你眯起眼睛,像是在端详着什么。远处,当时还胖实的弟弟骑着三轮车四处奔驰。清凉的感觉从十年前的小溪跑到脑海里,眼前的镜片渐渐布满水汽。

祖母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不到半年已经有了半头白发。她时常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发呆。就在这个冬天,她在洗衣服时滑倒,摔伤了脊椎,苍老的第十五和第十七骨节轻易地断裂开来。医院的晨昼像白幕帘一般扎眼,我陪着她在那度过了十七个漫长日夜。她总在凌晨时悄悄地抹泪,我知道,她正想起从前你肺病住院时的光景。那时她身体还很健硕,可以给你熬排骨粥,再穿过多少街巷向你走来。你走之后,家里再没有人吃排骨粥,一个砂锅、一份碗筷随着一个人的离去,彻底地荒凉了。

曾祖母在你走后不到一年也过世了。她看见自己儿子被送出家门时,已经形容枯槁。老太太坐在那张铺着软垫的轮椅上,坚持要给你送灵,可苍老的脊柱已经无法支撑足足九十年的岁月。那天走出门前,我看到她独自坐在窗前,像个委屈的孩子一样哭泣着。你们这对倔强的母子,一起生活、争执了六十六年,终于在这一刻重归于好。曾祖母最后还是没有和你入葬同一处墓地。她临终前说,和自己的大儿子见了面总免不了吵嘴,死后还是分开吧,都睡得清静一点。

这个家族里,每个人都流着像你那般顽固的血。他们和你一样,小心翼翼收藏着自己的苦痛,把倾诉和吐露当作最大的耻辱。就像你忍受着残破胃囊和肺的折磨,却从未在十几年里发出一声苦痛的呻吟。这个家里的人就像河岸上一群从不开花的枯木,他们四处生长,最后却都长成同一副样子——执拗地背对阳光,将伤痛按在土壤里。如今你或许会失望,我终究没能长成圆滑的模样,那些你用力拗正的枝干,我却总让它们往反向生长。讽刺的是,人们都说我与你一样严肃、沉默,有着不容染尘的自尊心。我想起十六岁时与你大吵一场,然后祖孙一个月没有说话。某个阴沉的傍晚我回家了,走进门口就看见你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像个寂寞的孩子,孤独而无助。有股热气突然冲到喉头,我匆忙低头走过。然后就是十八岁的我,在最后一刻亲手拭去你的老泪。

老头,我们一直都这么顽固。直到死别彼此都不愿多说一句话。送灵之后,他们告诉我,你无数次说过,我是这个家族里最让你骄傲的孩子。那天的阳光很好,我在一片浮游的微尘里低头笑了,眼窝突然变得湿润。那就像刚学会走路的孩童,终于够到长辈手里的糖果一样。

书房只安存了两个月,就被时间慢慢洗去了痕迹。家人们搬走你的病床和旧书本,在清明时烧掉你最喜欢的羊毛衫和衬衣。对于这一切我无能为力,也无话可说。忙碌的日子里,我自己也在悄悄褪掉从前生活的印记。我们还在人间流荡着,生命里有太多东西可以占去关于一个逝者的记忆。你已然逝去,我的祖母、父母们也慢慢衰老。去世前夜,你突然开口说话,要我们泡茶:“景生、松权都来了,招待他们喝茶。”祖母安静地泡好茶,在病床前列出三盏茶杯,自己偷偷地掉泪。你这两位老朋友,早在我懂事前就去世了。

终有一天,我也会成为这个家族里最年长的人。那时我和你一样,已经在现实里无可依靠。作为大地上最苍韧的老树,只能孤独地数念着自己经历过的往事。那时我怎么向那些鲜活的生命们谈起你呢,祖父?

或许能让他们看你泛黄的照片。那是我们还住在新海路时的一个傍晚。照片里,你骑车载着我经过安静的篮球场。那时我刚上学,你未患上肺病,还可以独自扛着一瓶煤气走上四楼。小时候的我每天把自己埋在书里,沉默寡言,只愿意坐在你单车后架,在每天的黄昏时走上长街巡游。你挺着瘦直的身躯,背影没入苍茫的暮色里。

这个冬天的下午,我独自回到新海路去看从前的单元楼。我漫无边际地走着,午后的日光干燥白炽。天气已经暖了,偶尔天空的一角突然钻出一只风筝,懒洋洋地飘荡着。楼房的外壁爬满了干黄的苔藓,几件毛衣晾晒在我们曾挂起中秋灯笼的露台上。我敲开邻居的门,那对双胞胎男孩的父亲而今已经五十岁,戴着老花镜端详了我许久,终于恍然大悟。他说,都十年了,差点都认不出你来,别说邻居,连楼下的看门人也换了许多个。那个整天守在门卫室里,等着和你下棋的病恹恹的黄老先生,早在八年前便病死了。

我和弟弟在楼道里的涂鸦已经无迹可寻,那面斑驳的楼道旁壁被粉刷了一遍又一遍,白灰早已暗沉。天台水管旁,我们种下的君子兰不见了,一丛无名的野草在风中瑟缩着。我站在从前进出过无数遍的四零二房门口,已经碎裂开的瓷砖墙上还留着我们新年时测量身高的笔迹。地上是一块红色的旧地毯,两双皮鞋静静摆在上面。犹豫了很久,我转身下楼,最终还是没有敲开那扇门。

那是冬日里难得的好天气,纯白的日光晃得人眼睛发酸。单元楼里的孩子们挣脱了棉衣厚裤,在一望无际的日光里追逐着。父母抱着儿女的衣裤,站在树影下,眯起眼睛看他们嬉戏打闹。

我脱下帽衫,低头走出单元楼。

四周的空气渐渐暖起来,空旷的冬天就要结束了。除了路边几片孤独的黄叶,这个季节干干净净的,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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