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同学二人，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班级毕业，能力、水平、成绩难分伯仲。不过在毕业分配的时候，一个回到家乡，到乡镇上做了公务员；一个，则入职到了国家电网总公司。五年以后，乡镇上的那个，干到了副镇长，是副科级干部，算是不错了；但另一位，则做了电网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人家可是地市级耶。副科，你怎么比？
于是，虽然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得“妇科病”（嘲讽那些副科级职务不得提升的小吏。莫对号入座，否则座位太不够用矣），但这位副镇长心理已经是很不平衡——不对，应该是“相当”不平衡：同学会上怎么见面嘛？ 不能怪副镇长心胸狭窄，毕竟论工作能力和努力的程度，副镇长是绝不亚于国家电网那位的。
人比人要气死人，货比货得扔到垃圾桶里去了，问题出在哪儿呢？
在一次接受媒体访谈时，副镇长提到了这件事，并且公布了谜底：我和他之间，最大的差距，就是一个舅舅。
原来，人家是朝中有人啊。
因为“关系”的原因，所以两个人命运差别如同云泥。不同的起点，决定了不一样的人生。不少人应该有这样的感受，不管你水平如何，工作在某些级别高的机关单位，熬上几年，总能熬个级别。一旦下放，就是不大但绝对不小的官儿啦；而在基层的工作人员，使出吃奶的劲，干工作再多，想要提升，难于上青天。若要是下放这位，恰好还是同学乡党，你得一口一个“领导”叫着，端茶倒水伺候着，那脸上，如何挂得住乎？
而起点是怎么来的？关系啊，舅舅啊。
哎呀，简直“使人听此凋朱颜”！
其实，中国人的这种关系、裙带的威力，在官场也好，商场也罢，只要是人群当中，从古到今就一直发挥着的。中国人讲究感情，从而淡化了对能力的要求。即便是现在，还有领导振振有词：我连你什么样都不知道，怎么提拔你？老谁家那小谁，虽然能力不太强，但他鞍前马后在我身边，我了解、熟悉啊，我用着放心啊，对不对？
对！ 简直太对了！
我们有句古话，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句话的典故如下：宋朝大名人范仲淹，就是写《岳阳楼记》那位，是个大干部，曾经在多地担任一把手。他有个习惯，就是好提拔手下工作人员。说不好听的，是建立关系网；说好听的呢，是爱才，喜欢发现和举荐人才。这样，他身边的人，往往就很沾光，只要混个脸熟，基本上就能有个好前程。 有一段时间，范大人镇守杭州，按照惯例，手下人提拔了不少。可是有一个叫苏麟的手下，因为职务是巡检，老在外头转悠，工作岗位不在范大人的身边，范大人不认识他，所以总也得不到提拔。看着自己的同僚，当初甚至比自己职务还低的人都成了自己的领导啦，苏麟感觉老不是滋味，就如同那位副镇长一样，心里酸不拉几的。于是他找到了范大人，要提意见。但他意见提的比较委婉，文化人嘛，有话还不好意思直说，还得端着点。他写了一首诗给范大人，说烦请大人赐教。这首诗全诗已经不存，只流传下来两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有的写作“早逢春”）。”
范仲淹是个大明白人，也是大文学家。苏麟班门弄斧的行为，他老人家肯定一下就明白啦：小子，藏着掖着的，原来是这么个意思啊。虽然你是找我要官，有点放肆。不过，这首诗写得的确不错。咱啊，一码归一码：范大人真是爱才，起码这会儿是真爱。他吟诵着诗句之间，就把提拔苏麟的事儿给定下来了。
所以你看，“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吧。继续举个例子，现在常见的：单位上评选先进工作者，民主投票。结果往往是，老好人得高票，奖金和荣誉到手了。但业绩突出的，未必就能获得群众的认可。是不是？
从本质上来说，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熟人社会。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已经是我们的信条。由孝悌的家庭关系，延展到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社会关系，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系统。所有事情，成还是不成，都由这个关系系统来决定，起码这个系统是要起大部分作用的。虽然市场经济下，我们不得不面对陌生人，但如果不能由陌生人发展成为熟人朋友的话，做起生意来，坑蒙拐骗情况是否会发生，彼此是要留个心眼儿的。至于合同、承诺、诚信、白纸黑字啥的，都不如“关系”这个东西来得实在、放心啊。
说到这里，我有点替咱们山东人鸣不平。曾经有领导去南方考察，说山东咋就不如人家发展快呢？总结来总结去，总结了若干宗的“罪过”，其中一条曰：“山东人不喝酒不办事”，观念太落后，行为太老土。听上去一副痛心疾首状，恨不能把“酒兄”拉出去斩首示众。可叫我说，问题并不在此。这个锅，人家“酒兄”不会背；咱们山东人，更不会背。
为啥？ 原因有二。
第一，因为山东是齐鲁之邦，是出圣人的地方，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山东人，最是“务本”，不仅仅讲究忠厚和孝悌，更是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到了极致。因为孝悌，所以而好犯上者，鲜矣。至于“作乱”，更甭提了。山东人到哪儿，都听话，听领导的话。众所周知，山东兵的名声是在外的，因为山东兵，除了山东大汉的力道和豪爽之外，特别有“令行禁止”的观念，太好用了呀。
但问题呢，也出在听话上了。因为太听话，必然就缺乏创新的精神。也就是说，领导的命令，不折不扣遵守；但领导没发话的事儿，也不能擅自做主去干。甚至领导说个啥事儿不能干，我们还能发挥“举一隅而三隅反”的传统精神，进一步将领导的意图扩大化，缩手缩脚啥都不干，如同领导说不许谈和尚，我们层层下达命令，到最后，变成连“秃”字都不能提了。而创新的要求，恰恰和我们这个传统相反，是要解放思想，往禁区里去冲、去闯啊。
而南方就不一样，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长江以南，长期以来，是“化外之地”，——这里没有任何不敬之意——至于朝廷嘛，人家嘴上说受你的领导，其实在做事情上，我行我素，根本不尿你这一壶！
第二个原因，就是熟人好办事的传统犹存。你上门来谈事情，别急，先吃饭。“民以食为天”呀，“有朋自远方来”，岂可不管饭乎？空着肚子怎么谈？可吃饭不光是填饱肚子这么简单，它的作用拉近彼此之间的情感。大家推杯换盏，酒后吐真言，从酒品观人品，才能知道你这个人是否中交。中交的话，事情就简单了；不中交，对不起，爷不伺候！至于“酒兄”，不过是关系的联络员而已，又何罪之有呢？
说远了，拉回来罢。 有亲戚朋友当官或者有钱，那么你的生活就会相对轻松，办事情的道路上，自然绿灯多，红灯少。现在，我们用“近水楼台先得月”来形容某人（或者某单位、集体）因为有天然接近的便利条件，轻松占据了相对优势的资源，率先获得成功的情况。显然，这不是一种绝对的公平，主观的成分太多，而公平应该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的。但你要说他不公平吧，也很难讲，因为世界上就没有绝对公平这一说。毕竟，关系就是生产力，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聪明、正直如范仲淹大人都不能免俗，何况我们中人甚至以下者呢？
真的，有个好舅舅，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