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曾对弘历嘱咐道：“任何时候，都不要得罪天下的读书人。”这是雍正对前朝皇帝朱元璋压迫读书人的总结。
正是由于明中期哲学思潮的演变和影响，致使此后的明季学界乃至世风均走向极端；就像“蝴蝶效应”那般，蝴蝶一振翅，最终酿成了一场风暴。
所谓名士多浮夸侈谈之气，只晓得清谈道德文章，于经世治国只一句“顺天理，明道德。”逢变就敦请皇帝下《罪己诏》，余则通通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唯徒乎奈何而已！
读书人渐渐地只关心自身的利益得失，趋向于极端个人主义，对国家安危和社稷宗庙采取了一种令人心寒的冷漠态度。
皇帝们也默认了读书人追名逐利的心态，心想只要读书人不谋权篡位，养着他们，贪财、怕死等等性格缺陷对国家政权而言，都是“好事”。
乃至于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党争，皇帝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插手干涉。他们觉得，用金钱腐化读书人，读书人会变得更“安全”。
然而，皇帝们却忽视了一点：他们早已失去了读书人的拥护，他们养得只是一群见利忘义的小人罢了。
对于这群小人而言，除非皇帝们的政权保持和谐稳定；否则，这群没良心的读书人，随时都会弃国而去。换句话说，读书人正在用一种“犬儒”的心态和行为，对皇帝们施行着报复。
终于，大变局出现。1644年，李自成来了，皇太极也来了。在历任明朝皇帝的心中，那些“不喜闹事”的“乖”大臣们，在清兵入关的那一刻，齐刷刷地放弃了明朝。
这其中，有的遁隐山林做起了隐士，有的则干脆投降清朝，转入清方统治区遵制剃头，以遗民自居。
天朝大国，表面上波澜不惊，实则早已千疮百孔；天崩地裂，几于一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