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于时间的“现象”，而不讨论时间的“本质”。此外，也不谈心理学或哲学上所说的“内在时间”，仅指一般世俗所共用的、有规定性的、可计量的“客观/外在时间”。这两类时间或把握时间的方式有着紧密的关联，但不妨分别进行分析。

此问题可主要分为四个层面：（一）是时间的用途，这主要是一个社会问题，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二）是时间的标准如何确立，这是一个科学问题，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为哲学问题。（三）是具体的时间如何量度，这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四）是时间的记录、统计，这和用途一样也是个社会问题。

本文详述一二，略言三四。

时间的“用途”

用途可以理解为需求，也可理解为一种主动的作用。其无非是生活、生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唯在对生活、生产的理解和实践上，有别。此处略说之。

前文明时代

自然界每天的昼夜变换，是任何人都能观察出的现象，并不需要做出特别的“规定”，人们依此而本能地作息即可。动物也是如此，甚至很多动物的本能比人类更敏锐。在这个时候，有人而无文明，“客观/外在时间”是没有用处、实际上也不存在的。

古代

时间的最初用途，大约在于两个方面。一则是在特定周期内，安排农事、海事等活动的需要，先民意识到四季变化及伴随之的自然界变化，便希望准确地把握此周期。二则是“日”的单位，不足以记录越来越复杂、而且有时具有重复性的人类活动，所以产生了时、月、年等综合的计时需求。

这种文明的用途产生之后，应该还至少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人人或多数人都需要夜观天象，并具有观天的实际能力，这在一些古籍中可以看得出。第二阶段为只需要一部分专门的人去观察天文，普通人根据其编制的历书行事即可。第二阶段的开端，标志着人类文明史上的又一大飞跃（也可能是禁锢，如中国古代的“绝地天通”，虽然主要认为是神学上的，但也可能包含了纯粹天文的因素。兹注备考）。

在中国古代来说，时间更具有神秘的功用，即蕴含了国家乃至个人的吉凶祸福信息。对个人来说，要么是其出生的时刻本身，即直接包含了此类丰富信息；要么是由其出生时刻的星相状况，间接推论得出。对组织、国家来说，也有在某日宜某事、忌某事的说法。

现代

“现代”与古代的分界点，本文认为是工业革命。

如果说在古代，时间主要处于人类活动本身之外的第二位（即：被规定）的话，现代的时间越来越显示其主导性的地位，即精确地规定人类活动。工业生产、科学研究即不论，一般性的人类事务亦然。甚至对一些非常繁忙的个人来说，整天都离不开、而且受限于这种客观时间。此不需多论。

时间的标准

这个标准，是所谓“历法”的核心。因应不同时代的观念、需求以及观测水平，而有不同的历法产生、应用。

时间是有单位的，典型如时日月年。衍生的单位还有很多，如甲子、纪、季、旬等等，但都是以基本的时日月年为基础。那么问题就在于，以何标准来确定一日、一月、一年的长度？看似简单的问题，近看则实际上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在现代，有了“原子钟”这样的精确标准，依靠实验室中所观测的原子运动来作为时间的标准，从秒开始累积为更长的日、月、年等。此累积的结果，实际上与从其他方式得到的时间标准，例如“太阳日”，会产生轻微误差，需要通过增、减“闰秒”来调节。当然此误差在普通生活中可忽略不计。

在古代，历法的根本依据是天体内部和相互之间的运动，包括格里高利历、中国农历（农历在历史上也有过多次改革）等现在仍使用的历法，都是如此。事实上，这类历法不仅与现代按照原子运动所“产生”的时间相参差，而且本身也矛盾重重。以下即参考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等资料，而略述之。

“日”与时刻

日是最基础的时间单位，更小的时、刻实为派生。

对日的基础定义有两个。（一）太阳日，是“一次昼夜交替的时间”，即地球上任一点的两次正午（或子夜，即“上、下中天”）的间隔。（二）恒星日，是“地球自转一周的时间”。这两个定义看起来是一致的。实际上，由于地球在自转的同一方向上（自西向东）同时进行着公转，所以（一）比（二）要花更长的时间，因为距离拉长了。换言之，恒星日（23小时56分，这个时间也在随历史变化）比太阳日（约等于24小时）更短。

由太阳日衍生出了第（三）种定义，“平太阳日”。前述的太阳日，称之为“真太阳日”或“视太阳日”、“实测太阳日”，其事实上在随季节发生轻微变化。它虽然符合了人类直观，却不够标准。而人类文明，尤其是“现代”文明，总希望能够将本来不规则的世界“标准化”。所以，天文学虚构出一个与真太阳同时从春分点出发（也同时回到），但其运动为匀速（其速度为真太阳的年平均速度），其轨道为天赤道（而非黄道）的“平太阳”。由这个平太阳在子午线上的位移（也是经过一昼夜回到同一子午线），来定义一日。这个可以实现真正的标准化（绝对的24小时），因为是“规定”。

“平太阳”的概念在20世纪初才被提出，古代没有。所以不知当时天文学家，如何处理其使用的太阳日不精确的问题。由此也可见出，人类的“客观时间”也是主观建构的产物，这种主观性在“平太阳日”的概念（及其应用）中达到了极致。前面曾述的“原子钟”，则是其在技术上实现这种观念的极致。

时，则是将一日进行十二等分，无甚意义。

刻，则有点小问题。在古代有时候直接划分一日为“一百刻”，有时通过将每个时辰再八等分，共计九十六刻。尚不清楚一百刻的制度如何与十二时辰制度相容。

“月”的确立

究竟怎样才算作“一个月”。这个问题解决了，才有“一个月有多少天”以及“一年有多少个月”的问题。

最本源的判断方法或许是，依“黄道坐标系”（以地球为原点、黄道平面为0度纬度、春分点为0度经度建立的天体坐标系统）为基准，月球在其轨道上运行一周所需的时间。由于地球自转、公转以及其他天体的因素影响，所以并无唯一的界定方式。故又分为四种子方法。（一）回归月或称分点月，即月球在其运行中连续两次通过黄经0度（春分）或180度（秋分）的时间间隔。（二）恒星月或称经天月，由于春分点本身处于移动当中，所以此方法采用某一颗恒星定位，即月球两次运行经过与该恒星相同的黄经度的时间间隔。（三）近点月，即单纯根据月球轨道与地球的相对位置，将其连续两次通过近地点或远地点之间的时间作为一个月。（四）交点月或交终月，即月球白道与地球黄道平面有两个交点，其两次通过某一交点之间的时间间隔。

上述四种方法得出的结果都不同，而中国古代也曾用过其中三种。如汉代《三统历》最初使用恒星月，东吴《乾象历》最初使用近点月，南朝《大明历》最初使用交点月。回归月则从未使用。其中的原因，固然可以说成是“科技进步”。但最为重要的，仍然是观念的变革，即如何看待时间与（宇宙范围的）空间。下文的“年”也是如此，有不同的定义方式以及应用时代。对于同一时代，甚至还可以发展出年、月的相容问题。这个相容有两个层面，一是实用层面是否相容（实际上多不相容，那么问题就变成如何调和漆矛盾），二是理论体系是否一致（这或许也能反映出某些观念）。可以此为切入点，来研究古人的观念史。

在现在仍使用的农历中，运用的是与上述均不同、也更古老的第（五）种方法，即两次“朔”（俗称新月，实际为“合朔”，即完全看不到月亮）或“望”（满月）的间隔，“朔望月”。朔望月同太阳日类似，非常符合人类的直观。由于天体运行的不规则性，每个朔望月的长短不可能一致，更不可能绝对符合“日”的整数倍。又由于其平均周期约为29天半，所以古人曾使用“平朔”的办法，即一个月29天、下一个月30天。这个方法用久了也出错，所以唐代以后慢慢改用“定朔”的办法，即根据实际观测（或预测）到的月球状况，确定当月的长度。

以上五种均是根据月球的运行来规定的“月”，是谓阴历。而在现代的格里高利历中，月是通过太阳的运行倒推出来的，是为第（六）种方法，即“阳历月”。阳历中，每个月的天数（从29到31日不等）完全是人为规定的。至于为何当时仍将一年定为12个月，可能是受黄道十二宫等学说的影响，也可能根本上是受阴历的影响。

故知，月的确立，不仅有“每月具体长度”的问题，还有“一年中有多少个月”的问题，也就是必然关涉到“年”的概念。或有误以为中国农历是阴历，实际农历是阴阳合历，即在“月”的确立中，也考虑了太阳的因素。以下略述。

“年”及其与月、日的协调

现代汉语将年、岁通用。而就其本义而言，“岁”才是现在所说的一年（古代中国农历与现代格里高利历皆然），“年”是由“月”产生的组合。郑玄注《周礼》曰：“中数曰岁，朔数曰年。”中数就是中气之数，即“二十四节气”中的“气”。换言之，十二月（阴历）为一年，十二气（阳历）为一岁。两者并不完全重合。

这就提出了“年”的界定和确立问题。（一）“太阴年”，也就是上述中国古籍中的“年”。严格来说，太阴年只是一种对“年”（一般意义上）的测量方式，而非定义方式。它不是十个月、十四个月，而是十二个月，或许正因为与真正的年（古称“岁”）有大致的重叠。（二）“太阳年”，或称回归年、分点年，与前述月球的“回归月”类似，以太阳接连两次通过某个分点的间隔为准。这个定义较为符合人类直观，也适用于安排农事。中国古代的二十四节气，应该即是以此种年为准。也就是前文的“岁”。（三）恒星年，即以黄道坐标系为基准，某一恒星为参照系，太阳连续两次通过与该恒星相同的黄经时，为一年。（四）近点年，即由于地球公转为椭圆轨道，所产生的连续两次通过近日点或远日点的间隔。类似于月球的“近点月”。（五）食年，或称交点年，根据月球在黄道坐标系中的定位，来定位太阳的轨迹及周期。这也是由日月食的观测而得名。日月食只能当日、月、地出现在同一直线上才能发生，而太阳每年都会分别通过一次黄白道的两个交点所在黄经，这是发生日月食的必要条件。这个周期比恒星年更短，因为黄白交点在缓慢地进行与地球公转反方向的位移。

中国古代在一开始就同时认识到了“太阴年”和“太阳年”，反映在“古六历”中。大明历使用了恒星年，三统历使用了食年。近点年则从未使用。陈遵妫认为是因为古人不知道地球公转，所以未用近点年，此说存疑，因为近点年只需要知道太阳沿黄道运动即可。更可能的原因，或为当时不知道太阳轨道为椭圆，并且当时的技术水平也观测不到地日距离所带来的辐射变化。

“太阴年”以下的四种定义方法，都可视作“广义”的太阳年，即以地、日关系为根据而确立。至于那么太阳体系与月亮体系如何相容？古人采取了闰月的办法，并逐渐总结出“十九年七闰”的原则（基本准确，但由于仍有误差故后来废弃）。另外单独使用一套“二十四节气”的制度，表达某个时刻在一个回归年中所处的位置。

格里高利历使用回归年，然后硬性划分12月，故不存在年、月矛盾。但由于没有像中国农历一样，在“月”的层面处理“日”的问题（其他天文周期不是日的整数倍），所以必须在年的层面上处理。简言之，也就是每四年加一个闰日、再每四百年减三个闰日（实际仍有误差）。

“协调”只能是一种努力，而不可能真正实现。因为就日月年而言，各自的有自己的体系，各自体系内部也尚有冲突的子体系，即便同一个子体系（如确定使用回归年法）也随时代的观测水平和天体本身的运动而有变易。故，不存在一个能完美协调的“公约数”。古代命理学所谓“四柱”者，即指四大体系各有其独立性。

时间的量度与统计

先说量度。在确立时间的标准之后，人们即依此标准而行事，并记录某事所发生的年月日时，乃至分秒。对于年、月以及其他衍生的旬、季等时间概念，依照历书一日一日翻过去即可。对于日，依照最显明的日出日落经验即可。唯对于更小的时、刻，需要一些特别的技术手段，如古代的沙漏、现代的手表等。这是科技史的范畴，具体内容较为庞杂。本文忽略之，仅说明“量度”为时间问题的一个重要维度即可。

次说统计。统计也就是记录、定位。知道了某事（已经、将要、可能要）在一个确切的时间点发生或结束，便需要对此加以记录。仅仅有了单纯的年月日时观念，还不够。所以有旬、季、纪、世、甲子、世纪、千禧等“长度/周期观念”。此外，年号、干支、公元、星期等在一个较长时间流中的“定位”方法，也在不同的时代与文明中产生和应用。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更多地是社会问题，或观念问题。可在社会史或观念史的范畴内得到研究。

值得指出的是，时间的统计并不是一个脱离“时间标准”即天体运动的单独体系。古人十分强调“元”的概念，故在治历时候，有“历元”、“上元”等观念，以之作为历法的起始日（甲子）。历元即冬至、朔旦、子夜（对应每个年月日之始），这三个事件重合所在的那个时间点。上元即在历元基础上，再加上“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条件。

结论

人类用以“帮助”生活、生产并记录自身历史的“客观”时间，实际上也是主观建构起来的。此建构的基础，乃是依赖天体的运动，而后者也是人类活动至少在物理上的根本基础。此建构的过程，反映了每个时代和区域文明的世界观和科技水平；其也充满了实践与观念上的矛盾，但人类使用了恰当的方法进行调和。此建构的结果，象征也促进着人类文明的进展。然而隐忧亦现，即此客观时间“过于”精确，以致反客为主。可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