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有一种人，他为了祖国出生入死，却从不邀功；他为了人民默默奉献，却从不求利。他不是伟人，他的经历，他的思想，他的作为，却能深深地感动和影响我们。三得老人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淹没在历史的洪流里，生活在滚滚红尘中，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他一阵引吭高歌，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忍不住去发掘他的故事，便有了这篇文字。
1、有缘人终会相遇
认识三得老人，实属偶然。
那是二零二零年十月的一天，从新疆远道而来的文友，住在首义路附近的青年公寓宾馆里，她说首义广场有金秋菊展，邀我一同观赏。
趣味相投的人相会，本来就是件很开心的事，有了这菊展，可谓锦上添花，我自然是欣然前往。
我们来到首义广场时，艳阳当空，广场上已是花海人海，我们被眼前壮丽的景观所吸引，很快就融入了人流，各自观赏自己喜欢的造型去了。
我正在中华路街道的花展前如痴如醉地拍照时，耳旁响起了宏亮的男高音，那最后一句“我-爱-你，黄-鹤-楼！”，唱得铿锵有力，声情并茂。我放弃手中的拍摄，转过身来，发现歌者原来是位老者，大约七八十岁的年纪。他撑着拐杖（腿脚不灵便），穿着将军黄中山服，身材魁梧，面部轮廓分明 : 高额头、大眼睛、挺鼻梁、阔嘴唇，宽脸庞。尽管银发苍苍，眼袋隆起，仍不失英武气概。
老人觉察到我的注目，停止了歌唱。
我说:“您继续唱，我喜欢听。”
他咧嘴一笑，孩童般天真地问我:“你喜欢听哪首歌，你告诉我，我唱给你听。”
我笑着说:“您大慨是军人，就唱您熟悉的红色歌曲。”
老人笑得更是无暇:“你怎么知道我是军人？”
“我是写作者，我一眼就看出您是老革命军，您多唱几首歌我听，我想为您写篇文章。”
“是的，别写我，我也没什么好写的！”老人附和着摇头。
我说:“您身上的这股精神气和对生活的热爱感染着我，我觉得把您写出来，也能感染到别人，这是一个写作者的职责，您一定要成全我。”
老人点了点拐杖说:“别的不说，看你也是有教养的人，我先唱首歌你听。”
接下来老人唱了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老人声线好，音域广，加上他用情至深，酷似蒋大为老师在唱。周围的一部分看花人聚拢来，自发地跟着老人开始了大合唱。老人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潇洒地挥着手，开心得像个小孩子。
消失很久的激情又涌进我胸膛，我抱着跟过来的文友说:“亲爱的，谢谢你让我有缘遇到了这一幕。”
文友说:“这下你又有写作素材啦。”
我移目至中年女子:“你是老爷子什么人？”
“我是他女儿，谢谢你让我爸这么开心！“
“看你就是个孝顺的女儿，我想写老爷子，就是感觉老爷子身上有股感染他人的力量。我在高校里工作，发现好多学生缺少信仰，我想把老爷子的故事写下来，希望对他们有所启发。”
“噢，原来是老师啊，若能对孩子们有所帮助，那可以考虑考虑。”
我欣喜地要了她的电话，告诉他老爷子今天要休息了，我改天抽空专程去你家里拜访老爷子。”
“认识是缘分，我欢迎你到我家做客。”
就这样，我得以有机会聆听老爷子对我讲述他传奇的一生。
2、少年得志 勇往直前
那天是老夫人出来迎接的我，阿波姐（就是上次推着轮椅跟在老爷子后面的中年女子）出去买菜了。老夫人小巧清矍，气质优雅，看上去不过六十来岁（实际上已是84岁了），慈善眉目。她笑容可掬地说:“你就是杜杜吧，快请进，请进。”我如沐春风地进了屋，老爷子在客厅里叫:“杜杜，你好！”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不一会波姐也回来了。
我与老爷子一人一把竹藤椅坐在客厅茶几的两边，老夫人亲手给我们泡上茶，波姐下厨给我们做饭。
老爷子很平静地缓缓地开始回忆他的往事:
我叫杨中胜，1933年出生在重庆涪陵县的一个小山村里，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兄弟姐妹六人，我居老五，上面四个哥哥，下面一个妹妹。当时的父母就靠开荒种地养活我们，也没别的出路，家境贫寒可想而知。等到我读初中的时候（1946年在澎水县中学），因为战事连连，更是到了断炊少粮的地步。
我一表兄（我三姑儿子）叫王志殿，早年入伍，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地下组织的领导。回来探亲，见我生得虎头虎脑，个子也不小，人也很机灵，摸着我的头问我:“小弟，毕业了想不想当兵？”
我看到穿着军装威风凛凛的表兄，心生羡慕，大声说到:“想，而且想当一个好兵。”
表兄拍拍我的肩:“好样的，我一定让你如愿！”
1948年，表兄接到上级命令，回重庆剿匪。我们那一块有“青龙帮会”，土匪特多，表兄就把根据地放在了我的家乡。由于表兄脖子后面有块胎记，很容易暴露目标，表兄就安排还在读书的我给送信。我从小就上山砍柴、挖野菜，对山里的地理位置很熟，每次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表兄说:“自古英雄出少年，看来你是个当兵的料。”
1948年底，国民党反动军伐和土匪抵死反抗，肆意猖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民不聊生，学校也被迫解散。我想，家门已破，要严防狂犬闯入伤人，我必须出一份力。我对表兄说:“我不读书了，现在就要参军。”
在表兄的引荐下，我于1949年1月正式参军。我想既然是军人了，必须入党。我第一次用卷烟纸（当时没有纸）写了入党申请书，自我感觉写得激情澎湃，信誓旦旦。请表兄交给组织。哪知表兄说“你太年轻，性格也过于张扬，入党条件还不够成熟。”
我虽有些失望，但也不气馁。我是铁了心跟着共产党走，就是做牛做马我都心甘情愿，入不入党又有什么关系呢？
1949年10月23日，第二野战军的刘邓首长下达命令，以第三兵团第11军、12军及配属的第四野战军第47军为左翼集团，向川东南澎水、黔江地区进击，打开入川通道，攻占重庆。
我们新的任务是从澎水到乌江迎接解放军12军，然后一起解放重庆。
当时十二军军长是王近山，副军长是肖永银。
我们到达乌江后，领导召开会师大会，我想这是我靠近组织的最好机会。我不仅从小就爱唱歌，并且自己还会编歌唱。当即我就触景生情，编了一首《乌江曲》，放声唱起来:
“乌江的水奔腾急流，想往着西南人民的期望。十四年前（红军1935年到过乌江）天空亮了一亮，工农红军第一次来到乌江边，乌江的水，乌江的人民！乌江的人民盼解放。盼啊盼，盼到了今朝。人民解放军雄狮百万，再一次来到乌江边，渡过乌江，翻过高山，一举解放大西南，把五星红旗都插遍，还给人民一片好江山，还给人民一片好江山！”
我刚唱完，王军长就拍手说道:“这个娃有点名堂！”
肖副军长问:“有什么名堂？”
王军长说:“他的胸怀宽广！他要一举解放大西南，把五心红旗都插遍呢！”
肖副军长说:“还是这么回事呢！”
王军长哈哈大笑地走到我跟前说:“就你说的算数，一举解放大西南，把五星红旗都插遍！”然后双手按着我的肩膀说:“我们十二军要定你了。”
就这样我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团，正式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了王军长的小跟班。那晚我激动得彻夜难眠。我告诉自己，能否入党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做一个合格的军人，不折不扣地完成好党交给我的任务，不辜负劳苦大众的一片期望。
讲到这里，老爷子用舌头舔了舔嘴唇，我说您先歇会再讲。坐在我们对面沙发上的老夫人和波姐忙给我们添上热茶。
我边喝茶边对老爷子说:“我像您这么大的时候，正迷惘着呢！”您可是少年得志的人啊！
老爷子不以为然道:“也是生活所迫，当时看到自己的祖国，自己的亲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心里就有一团火在烧！”
我说:“生活的残酷是一个方面，做一个怎样的人，还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内心。与您同时代的同村人，做土匪的、做叛徒的、祸国殃民者、行尸走肉者比比皆是，唯独像您这样的极少数，心系家国，立志从戎。让今天的我们都自愧弗如。”
老爷子说:“别的不多说了，我接下来讲讲我参加过的几场战争。”
3、坚定信念 无惧艰险
在短短不到五年的从戎生涯里，我经历了解放重庆、解放成都、抗美援朝这三次战役。
每一场战争都是艰苦卓绝，惊心动魄，惨不忍睹。如今过去了大半个世纪，我依然记忆犹新。
重庆战役中，我们12军是1949年11月2 号入川的，是我与游击队的两名队员负责带的路。
我们过乌江，翻山越岭3百多里到巴南南川镇神童坝，26号开始急行一天一夜到南泉。这里有国民党的两只重要军队:罗广文的14军和杨森的20军，大约有25万人左右。老蒋也还在重庆。
早在渡江战役结束之时，解放军就对解放西南做了部署。
布下“迷魂阵”、发出忠告分化国名党军队、打入敌人内部送去假情报，每天行军2百里。
我们军人的任务就是听从指挥，奋勇杀敌。
11月28日，早晨六点，我们对国民军的战争正式拉开帷幕。
我们选好山头，架好大炮，准备好所需武器装备。敌人开炮，我们一部分人假装迎敌，主力军就对准敌人的警备司令部狂轰乱砸。
我当时跟着王军长，守着一顶大炮疯狂扫射。我想不管你国民党武器多好，部队多大，我们都要把你们一锅端。下午两点多，枪声渐渐平息，我先跑下去看看究竟，结果看到满地都是烧焦的尸体，漫山遍野都是枪，原来国名党丢下武器跑了。
11月29号，我们步行一百多里到重庆，得到的消息是:老蒋也到北11机场坐飞机跑到了成都。
王军长说:“没想到传说中那么厉害的国民党这么不经打。”
接着其他几个方向的军队也捷报频传，11月30号，重庆彻底解放。
我问老爷子:“当时你们是不是特高兴？”
老爷子说:“我们军心是很振奋，但也好像不是很高兴，因为当时国名党在红岩、白公馆、渣子洞等几个监狱关了很多共产党，我们本是要营救他们的，可等我们到达时，国名党早已动手，除了罗广斌活着出来了，其他无一人幸免。还有解放军与国军作战，死的都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为那些牺牲的数不清的战友们伤心。”
老爷子艰难地起身，我知道他要上洗手间，看他一寸寸地移步，我伸手想扶他，他说不需要。老奶奶也说平时都是他自己慢慢来。
上完洗手间，老爷子接着说:
紧接着，我们乘胜追击，我们用骡子拖着山炮（国民军逃跑时丢下的），12月中旬赶到成都。
成都战役在邓小平首长的精心策划下，采取层层包围的战略布局，致使国民党丧失信心。之后在我军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面前，大部分军阀起义，老蒋眼看割据西南，待机反攻的战略企图已经破灭，于12月10日偕“国民政府”要员乘飞机逃往台湾。
最后四川省主席刘文辉也投降了共产党，成都的解放是水到渠成，也是民心所向。
1950年4月，重庆正式成立《西南军政大学》，我进入该校就读。校长是肖永银（这里不知老人记得对否），政治部主任是刘华青，政治部干事是张彪。我分到二大队一中队，队长是李树林。
王近山军长郑重地把我介绍给张彪:他说:“杨中胜同志1948年12月担任川东地区地下交通员，每次都是圆满完成任务，一直到解放重庆，都没有闪失。”
张彪传达给刘华青，刘华青第二天就要见我。
刘主任办公室:
刘:“你是杨中胜？”
我:“是，我就是杨中胜！”
刘:“从现在起，你既是学生，也是干部。你被任命为二大队一中队区队长。”
我说:“我一定不会辜负党和组织对我的信任，认真学习，踏实办事。”
学校主要学习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哲学》
通过这次学习，我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知道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以个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帝国主义必然会灭亡。
更加确信我所走的路是一条正确的通往光明的路。
三个月毕业后，我被分到重庆34师警备司令部文化科当助理员。师长是尤太忠，科长是王建敏。
这里我与尤师长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50年9月，接到军政命令，我们十二军要出川参加抗美援朝战役。表兄想在出川之前先回重庆川南老家过年。我是王军长的人，要随大部队。表兄与我们就此别过。
那时出川，只通长江，没有铁路，没有公路。
没有轮船，我们用木头做懒载船（又叫白木船），一条船可以坐三百多人，一天划一百多里路。这种船有个弊病，就是不掌控好就容易翻，我们都练成了撑船高手。再就是河里暗礁很多，触礁了船就会漏水，我们就用被子把洞堵住修船。
这样磕磕碰碰，我们走了一天才到涪陵，第二天到丰都，几个月后（11月底）才到武汉。
从武汉坐火车到华北新吉（12月底）过年。说是火车其实就是大货车，人挤人站都没地方站，闷得不能透气。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新吉人的热情。那时新吉刚解放，老百姓很穷，但对我们很好，把最好的房间让给我们住。书记家只剩下书记夫人，书记与儿子都在抗日中牺牲了，夫人对我们如同亲人。她说:“我们这过春节都包饺子，我们给你们解放军包饺子吃吧。”
我说:“我们这么多人，那得包多少饺子啊！干脆我们自己出食材，你告诉我们包吧！”
我们每人拿出一块肉和一碗面粉交给书记夫人，她拿出家里的一个破鼓，走到外面，边敲边吆喝:“过春节了，我们也要让解放军吃上饺子啊，姑娘们、大嫂子们快出来给部队包饺子啊！”
不一会，家里就挤满了女人，我们也跟着包，嫂子们开我们玩笑:“你们这些蛮子（他们对南方人的称呼）就知道吃，连饺子都不会包！”
我强先回敬到:“我们那过年不兴吃饺子，我们吃汤圆，我们做的汤圆又圆又滑，不像你们做的饺子还有角！你们会吗？”
在轻松愉快的心境下，我们很快包好了饺子……
看老爷子的神情，我噗嗤一笑:“您小时候一定既顽皮又可爱！”
老爷子说:“我过早见到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这温暖的一幕太让我感动，无论过去多少年，总会时不时在我脑海里闪现。那时的军民情谊真是太纯粹了。”
4.死里逃生 无怨无悔
过完年，我们就坐火车（这次是绿皮火车）到东北宽甸，过鸭绿江，52年2月到达南朝鲜青江参加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
这次战役我差点就丢了命。
在一至四次战役中，我们志愿军连战连捷。美军第一军新任司令员李奇薇经过精心分析，得出结论，我们志愿军善于打“周期战”，他就制定出“磁性战术”，对我们假装攻势，在离我们3000~4000米处设立防御工事，边打边退，等我们打疲惫后（就是六七天后）开始反击。
我们12军打的是中线，经过一段时间的连番进攻，我们歼敌很多，大伙都很疲惫，加上我们志愿军粮草库被敌人隔断，后勤供应也不能及时。美军就凭借机械化快速机动能力、优势炮火和空中打击，实施猛烈反击，致使我军伤亡惨重。朱德总司令见势不妙，下达21日停止进攻，主力于23日开始向北转移的命令。
5月23晚，我与34师报社组成员在一起整理情报，我们三男三女六人。报社在青江南边山上，炊事班房离我们30到40米远，李科长让炊事班长王之洞通知我们，结果他慌忙转移之间忘记了。
半夜一点多，我出去小解，发现没人，到炊事班一看，连锅都背走了。
我赶忙转回告诉其他人。
他们说:“可能是我们自愿军打大胜仗了。”
我说:“不急，我们看敌人的炮往哪个方向打，那里就是我们的人。”
结果发现敌人的炮蛋已经打到山的那边了。
他们又说:“不如我们乘敌人不备把他们一锅端了。”
我建议说:“我们先找到部队就是胜利。”
我们用望远镜一看，发现一百米左右就有美国鬼子的大炮。
我当时就在想，一定要设法脱离封锁，找到我们的队伍。
六个人翻山，我建议除了油布和武器，还有打印设备不能丢，其他的都可以不带。油布是为了裹在身上阻挡一部分战火；武器是要随时与敌人作战；打印设备是要时刻记录一路看到的信息。
吃的是一点都没有了，我们必须抢时间找到部队，不然就算没有敌人，我们也会饿死。
好在青江有山，千米多高处有两颗松树。我们就靠吃松树果子维持了一夜。往南80公里处就是流山，到桥口看到了一个白皮箱子，我们用棍子捞过来一看，里面全是牛肉罐头，一瓶两斤多，是美国鬼子吃的。我们一人拿一个翻山，心想天不灭我也！
战场中的山到处是炮轰的坑坑哇哇，和重重叠叠的尸体，还有不远处传来的此起彼伏的枪炮声，你不知道哪个坑里会突然冒出一个地雷。
我们提着脑袋爬到了天亮，看到了对面山上有部队，用望远镜仔细一看，是我们志愿军友邻部队。
我像会到了救命星，欣喜地通报:“我们是十二军的。”
荒地上有小松树，我们把松树枝绑在身上当树做掩护，裹着油布，在炮火连天中慢慢移过去了。上山还算是快的，下山就碰到烟雾弹了，衣服都烧了。友邻部队的头借衣服我们换上。
朝鲜的山呈波浪型——此起彼伏延绵不断的那种。第二天晚上我们又要爬山，饥寒交迫，身上的伤疼痛难忍的时候，我就想，忍一忍，马上就要找到部队了。
到第三天晚上，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的部队。
李科长见到我们一个不少地回来了，惊喜地拉过我说:“你看我在干什么？我在写检查。把你们弄丢了，我无法向上级交代，正等处分呢。”
我说:“我长这么大什么都没怕过，这次我才知道，我最怕的是脱离组织。”
我得出的结论是:跟着共产党，就是千刀万剐我都不后悔，离开共产党我就是孤魂野鬼。
我随部队回到开城（南朝鲜首都），七月，我们就到了五圣山。到了五圣山就再也不能退了，因为这里山高路险，是我们志愿军争取突击权最好的地方，也是唯一的机会。
我在100团，团长是蒋国均。尤太忠师长给我交任务:“你要保证团长每次每时每刻每一分钟都要守住团长战斗岗位！”
又对团长说:“我给你派了一个老搭档，你要保证他的安全。”
我们志愿军选择五圣山最高的一个山岭——上甘岭做防御工事。守住高地就保证了战争的最后胜利。所以此战就命名为“上甘岭战役。”
当时防御敌人来袭和突击敌人最好的作战方式是坑道战和狙击战。
坑道战就是打地道，12军、15军、60军、20军全部参与。因为朝鲜山高石巨，我们请来了山西有名的石匠，人称穿山英雄的肖国强、李国玉前来指导。
几个月后坑道打好，虽然潮湿、阴暗，但坑道里面有观察所，还装有折射镜，每个军各有自己的作战房间。
我们透过折射镜看到美国鬼子在用切角器切道，看到他们打炮。他们的行动我们看得一清二楚。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最好的作战方法。当敌人距离我们达到140米时我们就准备战斗，因为我们的武器装备有限，只能用手榴弹、手雷、爆破筒。只要敌人来到距我们70米处，我们就出击，我们十几分钟就可以把敌人打下去。敌人放炮我们就躲在坑道里，伺机反扑。这样我们消灭了很多敌人。
正当我们12军满有把握守好自己的作战坑道时，有天晚上十二点，上级命令我们跟20军换房，让我们转战到原山做工事，阻止美国军队到原山登陆。哪知第二天早上八点多钟，我们又接到命令:“前面阵地已失，原地返回。”
蒋团长让我先一步赶回看情况，我一到就眼睁睁地看到一个连冲上去与敌人火拼，不到三分钟，只有五个人回来，接着又有连队要冲上去，眼看这样冲下去，无论多少人都会分分钟化为灰烬，我急得顾不了身份喊到:“停止冲锋，等首长到了以后再定夺。”
到了70年代，肖副军长到武汉军区司令部任司令员，要见我，我那时已是平白老百姓一个，只想平平静静过日子，我总躲着他，后来还是被他逮到了。他说:“么样？我哪对不住你？我要与你见个面都这么难？”
我说:“我对国家无功，我无脸见你。”
哪知肖司令员脱口而出:“你错了，每一场战争你都与我们配合默契，你除了管好通信，还拿起武器杀了不少敌人。不说别的，就坑道战中段那次，你少说也救了几千人。只不过你从不邀功，也不提自己的功劳而已！”
我这才想起我当时的那一声怒吼。
这次惨重的代价让军政部领导们深刻反思，之后的部署也高度慎重。
最后由彭德怀首长命令:把所有自愿军的炮都集中在上甘岭北边马路两旁，把苏联最厉害的武器“克秋沙”也用上。随时待命回击。
10月14日凌晨，联合国军的300余门大炮、27辆坦克、40余架飞机疯狂地向五圣山南的两个小山头倾泻着弹药。拉响上甘岭的摊牌之战。
我们12军是10月18日在15军第一次被联合国军占领地表阵地时，我们王近山副司令强烈要求加进15军的。我们是在战斗最紧张最艰苦的情况下投入战斗的。我们打了后半段的20天，牺牲了4500多命将士，收复并牢牢守住了597.9和537.7两处高地，完成了“打到底，收摊子的任务。
11月25日，南朝鲜第2师撤出，其防务交给南朝鲜军第九师接替，从此停止了向上甘岭的反扑。43天的抵死较量，上甘岭又牢牢掌握在我们自愿军手中。
5.救人有功，淡然置之
一连几个小时的讲述，我这个听的人都感觉背脊发酸了。87岁的老爷子竟讲得有条有理，除了上过两次洗手间，一直没有中断。
我问老爷子:“您立过功吗？”
老爷子腼腆一笑:“上甘岭战役中，我立过两次三等功，得到两次全军通令嘉奖。但我觉得那都是组织对我的鼓励。”
第一次是52年9月29日与蒋国均团长一起指挥战斗，营救爆破英雄伍先华。
伍先华1927出生于四川遂宁，大我六岁，是三班班长。他身材瘦削、个头矮小，但是作战非常勇敢，一上了战场就如同一只猛虎，曾三次在战场上立功。
战斗打响之前，100团1营2连接受了攻击720高地和74号敌阵地的任务。连里决定把攻占敌720阵地制高点、开辟通路的任务交给1排3班。
下午17时，战斗正式打响了，伍先华率领全班冲出坑道，奋勇冲向敌军阵地。
第一爆破组首次爆破成功后，我们突击军穿过炸起的浓烟，迅速攻占了720高地，控制了制高点。随后，他们继续向74号阵地攻击前进。
突然，山腰凹部的敌工事里几挺机枪连续向志愿军疯狂射击，突击队受到压制。
伍先华迅速取下牺牲战友的两个炸药包，带着3名战士冲向敌阵。在他们冲击的道路上，两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了，只剩下伍先华和周绍丰两人。
他们隐蔽在一块石头后面，仔细观察，只见敌人的两个地堡加上旁边的半截坑道，几挺机枪在同时射击。
伍先华抱起了一个大炸药包，正要去爆破时，机警的周绍丰拦住他说:“我去，班长！”
周绍丰还没等伍先华反应过来，就抢过炸药包，跃出战壕朝前冲去。
忽然，在他的面前现出一线裂开的火道，不用说这一定是班长伍先华为了掩护他，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去了。
周绍丰急忙向敌人的空隙里飞跑，跑到地堡跟前，先朝左边的那个射孔塞进一包炸药。翻身滚到右边，照着红彤彤的射孔，又塞进一包炸药。
周绍丰滚下山坡时，两个地堡连声爆炸，他高呼：“同志们，冲啊！”
突击队员们立即发起了冲击，周绍丰这才感觉到自己左手有些疼痛，低头一看满手的鲜血，两个手指被炸飞了。伍先华赶了上来，拿出急救包赶快为他包扎伤口。
就在这时，半截坑道里的敌人机枪又扫射起来。伍先华看到进攻部队再次受到敌人的火力压制，一时根本无法向前推进，他心中万分焦急。
战况万分紧急，根本来不及细想对策，英勇无畏的伍先华马上想到了自己应该做什么。
只见他抱起身边一个大炸药包，大声喊道:“周绍丰，掩护，我上！”
伍先华跳出掩体，冲向半截坑道。突然，一串曳光弹从74号阵地左边山坡上射过来，伍先华一头栽倒在地上不动了……
1分钟、2分钟过去了。就在部队准备重新派出爆破手的时候，已经身中数弹的伍先华从地上艰难地爬了起来，他拖着满是鲜血的身躯，奋力向前移动着、移动着……
在敌人机枪稍微停顿的瞬间，伍先华抱着炸药包闪电般猛地一跃而起，冲进了半截坑道……
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坑道崩塌了，40多个敌人被炸死在坑道里。我们都以为伍先华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我想不管多危险，我也要把他的尸体带回我们志愿军的队伍里。可当我从敌人坑道里找到血肉模糊的伍先华时，发现他还有气，我抱起他就往外跑，我要救活他。哪知他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喊了一句“要为共产党报仇”，就把脑袋歪在我的怀里，再也没有醒来…我第一次哭得撕心裂肺。
年仅25岁的伍先华用自己宝贵的生命，为整个部队打开了前进的道路。
伍先华的英雄气概深深感染了战友们，突击队员怀着悲愤万分的心情，高喊着“冲啊！为伍班长报仇”的杀声，顺利地攻占了74号阵地，全歼敌人一个加强连。
为了表彰伍先华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并授予他“一级英雄”称号。我只因给了他临终前的最后一抱，组织也给我记了一个三等功。
1953年6月25日，友邦授予伍先华“共和国英雄”光荣称号及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第二次是协助黄家富，他是四川省璧山县人，一九三一年四月出生，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志愿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第一00团第二连副排长。
"红山堡"原来是块无名高地，满山都是苍松翠柏，可现在却被炮火打得只剩下一根弹痕累累的枯树桩子立在山头，山上的土被炮火翻了一遍，红彤彤的又松又软，志愿军的炮兵才给它取这个叫"红山堡"的名。
这会儿守红山堡的敌人全是李伪军，他们围绕山头修了很多地堡，山顶上还修了一个竖井似的口朝上的坑道。据侦察，那个坑道就在那棵树桩20米之内，里面有两个排的敌人，9挺机枪，是敌人的主要火力点。
部队要冲上去，单靠炮火摧毁敌人坚固的工事是不可能的，那些地下工事必须靠爆破解决。黄家富所在连奉命抽 5个战士组成爆破组，专门对付那个垂直坑道。黄家富担任第三爆破手。
9月29日下午5点50分，反击战打响了。炮弹像冰雹一样砸向敌人阵地，红山堡上天昏地暗，烟雾腾腾。半小时后，部队开始冲锋，跑在最前面的是那5名爆破手。敌人用大炮、机枪组成交叉火力网，拚命阻拦。当突击部队接近敌人阵地时，5名爆破手就只剩下黄家富一个人了。艰巨的爆破任务全部落在黄家富肩上。他捡起第一爆破手的炸药和手雷，像猛虎一样冲上了敌人阵地。
天渐渐黑下来，敌人打起的照明弹把阵地照得雪亮，可黄家富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棵枯树桩子了。坑道口在哪?他爬在地上焦急地寻找着。砰砰两声，不知从哪儿朝他打了两枪，黄家富一滚滚到一个弹坑里；看到两个敌人端着枪咋咋呼呼地向他走来；他正想举枪，忽然间看见前面不远处地面上冒出个闪亮的东西，越冒越高，原来是一个戴钢盔的敌人从地底下钻了出来，那里就是坑道口!黄家富待3个敌人靠拢了，一甩手扔出去一个手雷，然后冲到坑道口边，塞进去一个炸药包，只听"轰"的一声响，敌人屯积在山上的两个排主力，一枪也没还，就窝窝囊囊地被黄家富当作饺子馅，包到土里去了。
黄家富顾不得擦去脸上的血，跑回到两名牺牲的爆破手身边，捡起炸药和手雷，一转身又跑上了阵地。这时，部队早已占领了山头，开始向前发展，却被一挺机枪封锁了去路。黄家富从地上拾了个钢盔戴上，侧身爬了上去。那原来是一条20多米长的盖沟，两头都有开口。为防止敌人从另一头逃走，黄家富先在一头放上一个炸药包，拉开导火索，然后跳起来拚命跑到另一头接连扔进去两颗手雷，没等他滚出多远，只听轰轰几声巨响，黄家富被腾起一米高，震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黄家富醒了过来。这时他身上已没有炸药包了，他摸到一把小铁锹，把5颗手榴弹绑在上面，朝不远处一个机枪工事爬过去。他先甩了一颗手榴弹，趁烟没散尽三步两步蹿上去，把小铁锹插进了射击孔，敌人的机枪工事就这么报销了。
……后半夜，月亮升起来了，黄家富身上已经一点儿弹药也没有了。他正急得四处张望，我背着炸药过来，他喊我，我看到满脸是血的他，告诉他我送炸药来了，可他张嘴不出声，我才知道他被震聋了。他要了两包炸药，便向半山坡上一个工事冲去。那工事四四方方的，是个屯兵的大掩蔽部。正在这时，在一阵排炮的掩护下，二三十个敌人从另一个方向也向掩蔽部冲来。敌人反击上来了!绝不能让他们占领掩蔽部!黄家富大喊一声，迎着敌人飞跑过去。他的大胆动作把敌人吓懵了，没命地往工事里钻。等他跑到工事跟前时刚巧敌人也都钻了进去。他迅即一拉导火索把炸药包扔了进去，火光一闪，连人带工事一齐飞上了天。
这一夜黄家富先后爆破了15个火力点，消灭了200多个敌人，还缴获了一挺机枪。
后来被志愿军领导机关记特等功，荣获一级爆破英雄称号，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一级战士荣誉勋章、军功章。我也因为送了那两包炸药被记了三等功。
第一次通令嘉奖是52年底，组织派我回国接“常香玉”和“陈淑芳”两个剧团去朝鲜参加自愿军慰问演出。
尤师长命令我:第一:要保证平安无事地把所有参演人员接到朝鲜安全地，送到志愿军前线；第二:要保证演出的正常进行，保证所有将士的安全；
那时虽然战争接近尾声，但硝烟未散，美国的飞机还像燕子一样在天上飞，随时都可能有暗枪暗炮，加上接的是一群人，不是一个人，目标越大，危险系数越高。
这个任务完成不容易，我一个人不行，我要了两支警卫队。结果我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两个团没有一人死亡，也没有一人受伤。
并且通过这次慰问演出，演员们与志愿军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常香玉还送了一架飞机给志愿军部队。
彭德怀总司令就给了我一次“全军通令嘉奖”。
第二次是剧团演出完毕回国，又是我全程护送。
这次我见到了朱德总司令，他在全军庆祝大会上问我:“你为人民立过功吗？”
我就说了前面的几次。
朱总司令说:“你年纪小，办大事却毫不含糊，再给你一次全军通令嘉奖。你以后要为人民立更多的功。”
所以相比那些在战场上军功卓著，特别是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我做的这点事真的是不值一提。
6.成年得道 高风亮节
战争的事讲完了，老爷子把头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了一会，估计是在想还有没有讲漏的地方。等他睁开眼睛站起来活动活动的时候，我说:“今天让您受累了！”
老爷子说:“这有什么累的，想当年，我打美国鬼子的时候，一个人可以打他一片人，只不过后来他们也把我打伤了。”
这时老夫人走上来，揭开老人后背的衣服，一道道长长短短、深深浅浅的沟壑展现在我眼前。
见我吃惊的眼神，老夫人说:“现在人长胖了，伤痕被肉挤进去了，看上去还不要紧，以前瘦的时候吓死人。”
我笑问:“你当时嫁给他的时候不怕吗？”
老夫人说:“人都伤成这样了，哪还想到怕，有的只是心疼。”
老爷子使劲把衣服往下扯:“不要给杜杜看，没什么好看的。”
我说:“您对您的伤只字未提，原来满身是伤啊！”
老爷子说:“战场上哪有不受伤的，能捡条命就是前世的造化。每次想起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友们，我就老泪纵横，我就仿佛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祖国能有今天真是太不容易了。”
所以退伍后，不管我在什么工作岗位，我一直恪守自己的本分，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54年我随部队从朝鲜回到浙江金华，从事兵团建设。57年在这里结婚，直到60年调到湖北荆襄矿务局，一干就是六年，我年年评为标兵。
60年（到矿务局那年），喜迎大儿子，62年又有了女儿。在矿务局的那几年工作压力比较大，家庭负担比较重，心情偏于压抑。以致尤太忠师长要见我，我都借口自己出差回避了。一是没钱接待，二是不想老主子（老人对上司的尊称）看到我的难。
63年调到长航集团武汉公司任船舶管理处办公室主任，管理船舶调配和燃料物质的发放。
船舶管理做了三年，没有一起事故。66年有了小儿子。
在管理燃料物质的发放时，我发现旧的管理方法有很多弊端，最大的弊端是耗时耗物。我反复地琢磨与实践，发明了“单项经济核算”发放方式，每年让单位的经济提升了百分之三十。我这个方法一直用到93年我退休。后来长航倒闭了，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企业采用我的这个方法。
说到这里时，老爷子的神情是自豪的，也是欣慰的。
我笑着说:“您这个发明可以申请专利呀！”
老人又恢复了淡然的神情:“我一向只做自己觉得有用的事情，从来不在乎别的。世界这么大，有机会做个有用的人就很安心了。”
文革期间，我部队里的档案资料被遗失，退休时，我本来应该是干部的身份给退休金的，结果没有干部凭证，只能按普通兵的待遇发放退休金。其实只要我一个电话打给我的任何一个主子或者活着的战友，他们都会给我作证，但是我没有。因为少了这点钱，我还是照样生活。国家多了这点钱，可以给需要的人。
我说:“老爷子，您这个想法有些天真。您这个钱可能到了贪官污吏手里。”
老爷子说:“我在长航工作了30年，从未贪过国家的一分一厘。至于别人贪，我想管也没有权力管，我只能管好我自己。”
正如战争结束后，很多媒体只字不提我们十二军的功劳。我们肖副军长在王军长面前说不公平。
我们王军长说:“我问你，你打敌人的时候你痛快吗？战争胜利了你开心吗？”
肖副军长恍然大悟:“痛快！开心！”
王军长放声大笑:“这不就结了，你痛快，你开心，别的重要吗？！”
“您活得太纯粹了，这种精神恐怕只有您那一代人才真正具备。”我插话。
“你说得很对，我们王军长、肖副军长、尤师长也是这样的人，我们十二军都是这样的人。”
“杜杜，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事要告诉你。”老爷子带着神秘的口气说。
“您请讲，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窃喜着道。
那是79年，我正式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我的入党是一波三折，起初是表兄说我太年轻，又张扬；后来是因为我参军剿匪得罪了土匪头子，他们找不到我，就使用诡计污蔑陷害我的家人，致使我的大哥、二哥、三哥都蹲进了监狱，这样的家庭背景当然不适合入党；再后来忙于打仗就把入党这件事放到了一边；文革期间，没被批斗就是万幸，更别提入党。所以一直到文革结束，邓小平同志清点我们十二军时，发现我还不是党员，他说:“你为国家做了那么多，对党忠心耿耿，你不是党员那不是一种讽刺吗？赶快写申请给你追加。”
所以一个人，只要你内心的渴望不动摇，又脚踏实地，愿望迟早都会实现。
7、晚年得福 不忘初心
这时，老夫人从卧室里拿出一个写着“光荣之家”的金色牌子说:“我们家有六位党员，这个光荣之家可不是浪得虚名，我们一心跟党走，为人民服务，没出过任何政治问题。是湖北省武汉市市政府严格审核通过的。”
我说:“这就对了，我那天在首义广场见到老爷子和波姐，老爷子撑着拐杖在唱歌，波姐推着轮椅眼望着老爷子默默地跟着。我就在想，这个老人一定有个幸福的家。我的直觉就是准。”
老爷子说:“我大儿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教育学院国际大学》毕业，也是军人，是共产党，现在六十岁了，是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正师级干部，大校军衔。”
“小儿子是《上海复旦大学水运系》研究生毕业，36岁就是《长航上海水运公司》总经理。正处级。后来《中长海》看中他有经济头脑，要把他收过去，他觉得那里人事关系太复杂，没去。就辞职出来自己做，现在秦皇岛做海运。”
“至于我，我的一颗心是奉献给了共产党，不敢说作了多大贡献，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一生洁身自好，廉洁奉公。”
“老太太也是，她以前在矿物局歌舞团做会计，贪污的机会多的去了，但她从不贪赃枉法，认真做事，踏实做人。”
“还有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表兄也是这样的人，可惜他早已以身殉职了。”
我愕然，问道:“怎么牺牲的？”
老爷子说:“就是51年底，他与我在澎水分手，回巴东南川过年，在路上就被隐藏的土匪绑去五马分尸了。没想到那一别就是永诀。”
老爷子把头撇向一边，我知道他是不想我看到他的眼泪。
我忙转移话题到:“那他的后人呢？您老家的父母兄弟呢？”
他有个有点傻的老婆（可能是生病烧坏了脑），还有一儿一女。
我回国得到消息后，想到他走了，他的妻儿就只能依靠我了。我必须让他们能过上好日子。
表兄当时有个部下，叫谢德庆，在涪陵任市委书记，我就找到他，给他们母子三人各找了一份适合他们做的工作，这样他们的生活就有保障了。
我的父亲78岁时谢世后，我就把母亲接来我们一起住，母亲活到88岁才寿终正寝。
大哥出狱后在重庆老家种田，89岁离世。
二哥平反昭雪后在新建兵团工作，96岁过世。
三哥出狱后在重庆老家种田，85岁离世。
四哥是兰州大学数学系教授，还健在，93岁。
妹妹一家也在老家安享晚年。
听完老爷子介绍完毕，我从椅子上跳起来说:“老爷子，您家个个高寿啊，这都是您行善积德的福报啊！”
老爷子说:“也是沾共产党的光。”
我说:“共产党员很多，但是有一部分已经腐化堕落，变质了。而您，至始至终都像一棵松树一样，不管严寒酷暑，风吹雨打，都站得笔直挺拔，为祖国争光，给后人立样，让妻子骄傲，现在还影响到我。”
老爷子又孩子气地笑了，说:“杜杜，我有很多爱好，打球、跑步、唱歌、跳舞。后来，由于在坑道战战役中留下的后遗症，我的腿不能运动了，我就喜欢上了养鸽子，我62年开始养赛鸽，你去年来都可以看到我的鸽场。我是疫情来袭，我不能出去，才把鸽子交给我的徒弟养了。”
我说:“您养鸽子是为了鸿雁传书吗？”
老爷子说:“自己哪都走不了了，看到自己的鸽子满世界飞，就觉得是自己在周游列国。”
我的鸽子有一部分是我以前部队的主子们给我从国外引进来的（当时我没钱买，他们知道我有这个爱好，就偷偷给我买了送来。）
最高的身价在1万欧元，其中“63741164”最让我骄傲，它出自名门，是“6616231”（世界著名赛鸽）之后，这只赛鸽一分钟能飞1500米，在四川比赛时，它飞到祁连山再返回。
这么小的一只鸟，能飞那么远，真令我佩服。
从开始养鸽至2019年，整57年，鸽子的数量也从最初的10只到现在的100多只。自从养鸽后，我忘记了很多烦恼，不抽烟、喝酒，也不打牌了。退休后，我将精力全部投到了养鸽上，也认识了很多鸽友，大家在一起无所不谈，感情非常深厚，这群鸽子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
说着老爷子起身来到客厅门口，我也跟着老爷子，他指着满柜子的奖杯说:
我偶尔也会将鸽子拿出来参加比赛，获得了100多个奖项。
赛鸽，是一种文化、历史，也是一种事业，但对我而言，仅仅只是爱好。
我说:“老爷子，您就是与众不同，干什么都这么上心。我们晚辈真该向您学习。”
老爷子说:“这就是共产主义人生观，它已经融进我的血液里，我的血管里流淌的永远是共产党的血。”
老爷子又指着墙上的两幅画说:这是老战友们送我的画，一幅是仿齐白石的《虾》，一幅是国画水墨画《大吉.鸡》图。
波姐又拿出了老爷子的很多老照片，还有86年与12军战友们聚会时的通讯录和留言薄。
我说:“老爷子，您这种人就是放在当代，也是很抢手的人，您看您的人缘有多广，上至上司，下到同事，都对您好！”
老爷子说:“做人没别的，就是凡事不要计较太多，你越大度，好人好事越会涌向你。”
我现在有高血压、糖尿病、膀胱炎、白内障，一天要吃好几种药，很多喜欢吃的东西也不能吃，眼睛也不能看东西，鸽子也不能养了，但我的嗓子很好，我还能唱歌，能表达我对祖国、对党、对亲朋的爱，这就够了。
我说:“老爷子，我给您改个名字好不好？”
老爷子笑望着我:“你想给我改什么名字？”
我说:“您看您少年得志、成年得道、晚年得福，叫您三得老人可好？”
老爷子学着当年肖副军长的口气:“还真是这么回事呢！”
天色不早了，老爷子的故事讲完了，我也要回家了，老夫人与波姐非要留我吃饭，我恭敬不如从命。
饭毕，我与他们拜别，握着老爷子的手说:“
我以后有空就来看你们！”
老爷子说:“好，你来我唱歌你听。”
老夫人送我至电梯口，依依惜别！
后记
写完这篇文章，我想起了余华的《活着》，感觉这是另一个版本的《活着》。
福贵是在荒唐、觉醒、灾难和自我救赎中活着，他活得卑微坚韧；
杨中胜老人是在坚定、勇敢、乐观和自我完善中活着，他活得高贵纯粹。
福贵如一株草，他活出了自己的韧性；
杨中胜老人如一束光，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韧性与精彩是活着的两个阶段，要活得精彩必须先有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