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 被行为经济学所助推的革新

这一部分，泰勒首先探讨了行为经济学在法律研究上的意义，然后用球队选秀和电视竞猜两个案例，证明了行为学因素在“重要决定”和“大额激励”下仍然发挥巨大作用。

助推法律：法律经济学正在追赶行为经济学的脚步

如果不读这本书，我还不会知道有“法律经济学”这一分支——它的传统研究方法完全以经济人模型为基础。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行为经济学的声势壮大，法律经济学家也逐渐接受了泰勒总结的三个“基本要素”：有限的理性，有限的自我控制力，有限的利己主义。以往的法律经济学都假设人类的这三个特性都是无限的，而“三个有限”的引入则让法律学者们关注到了人性中不理性的一面，而这恰恰也是人文精神的体现。

错误的科斯定理：法律的目的不是实现帕累托最优

科斯定理：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无论开始时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

我们把科斯定理（先假设它是对的）应用到一个纠纷（纠纷无疑是法律经常面对的情形）里：A和B是室友，A喜欢安静，而B喜欢听音乐，她们之间产生了纠纷，于是跑到宿管那里去申诉。宿管可以赋予A安静学习几小时的权利，也可以赋予B播放音乐的权利——然而科斯定理表示事情不会这样发展：

科斯定理认为，最终的解决方案将取决于A喜欢安静的程度，能不能比得上B喜欢音乐的程度：如果A愿意为一个安静的夜晚支付3元，而B愿意为播放音乐支付5元，那么这个夜晚无疑将是吵闹的。因为B可以付3-5元给A作为补偿，而A也会欣然接受；反之B却不能接受A支付的3元。那么宿管不需要判决今晚到底是安静还是吵闹，她只需要判决谁需要付钱——而这并不是法律的目的。一个合格的法官，是不能放任市场进行“自由的选择与调节”的。

阻碍帕累托最优的因素：除了交易成本，还有禀赋效应

第四部分里举了代币与马克杯的例子——市场在代币流通时运行良好，而在马克杯流通时却交易量大减。传统经济学理论将这一现象归咎于交易成本（我很高兴看到，在第七部分，泰勒回应了我在第四部分读书笔记中提出的质疑），而即使实验中将代币与马克杯的交易成本设定为相等，马克杯的成交量还是远低于预期值（大约1/2），这说明了“拥有马克杯的人，他们对马克杯的估值比没有拥有它之前要高的多”（禀赋效应）。而在法律上，它的意义则在于“最初的分配方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最终的财产所有权”，那么在司法判决时，这一因素无疑是值得考虑的。

公平：人们仍然难以忽略沉没成本

公平是法律的主旨之一。我们修改一下“最后通牒博弈”——由实验人员提供10美元的旧版本，改为提议者和响应者各出5美元的新版本。结果证明，响应者此时更加关注自己是否得到公平的对待：

旧版本中，响应者同意接受的最小金额平均为1.94美元

新版本中，响应者同意接受的最小金额平均为3.21美元

不要忘记，这个数字越大，说明响应者越“不理性”——因为没有任何主动权的响应者在理性框架下应该接受任何金额，哪怕只有1分钱。也就是说，传统经济学家们认为在这种实验中，如果学生们拿“自己的钱”来玩，他们会更严肃且更理性；但事实却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人们不能忽略5元钱的沉没成本，从而对“不公平”待遇的反击更加强烈：正如官司打完之后，原告和被告都会互相厌恶对方，败诉的一方尤其如此——他们此时不会坐下来“合作”，而更有可能变本加厉地给对面挖坑。

球队选秀谜团：失败的贝克尔猜想

在书中的第29章，泰勒对美国橄榄球联盟（NFL）的选秀情况产生了兴趣：他的直觉告诉自己，球队在选秀过程中一定有一些“错误”的行为：过于看重靠前的选秀权应该是其中一个。

NFL的选秀流程几乎和NBA一模一样，只不过由2轮选秀变成7轮而已。但是不止一支球队面临过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高顺位选到了“废柴”——本来指望拯救球队的超新星，却被证明根本无法带领球队前进。而更令经理抓狂的事实是，球队曾经花了大力气交易来这支高位签（比如用2-3个当年低顺位签，或者若干个次年的选秀权去换），而且还为他支付了不菲的薪金（按选秀顺位从高到低，新秀合同内球员的薪金的递减是非线性的；1-10顺位新秀的薪资差距远大于11-20顺位新秀，这也反映了人们对“高顺位新秀有超额价值”的普遍共识）。

泰勒总结了5种心理学关于决策的研究发现，用来支持这一假设：高位选秀权实在太贵了。

1. 过度自信。人们过于相信自己在辨别两名球员优劣上的能力。

2. 过于极端的预测。球探喜欢说“他将来会成为超巨”，然而事实往往并不如愿。

3. 赢家的诅咒。一个被广为看好的球员或许真的不错，但他的估价还是过高了——尤其对于最终拿下这名球员的球队来说。

4. 错误共识效应。我们总以为别人的偏好和态度跟自己差不多，所以当一个球队经理特别喜欢一个潜在新秀时，他会觉得即使我手握2号签，也不能保证选到他（湖人曾犹豫，为了选到朗佐·鲍尔，是不是需要把榜眼签换成状元签）。

5. 现时偏见。很多球队没有长期规划，他们希望选到的新秀立刻就能帮助球队夺冠，所以他们特别鄙视“次年选秀权”的价值（他们想，如果我们今年就夺冠，那么明年的选秀权也是低顺位的，根本不值钱；但他们忽视了选到废柴后，球队成绩愈发糟糕且透支未来的恶性连锁反应）。

泰勒验证这一假设的数据分析过程不再详述。简单来说，他绘制了一个图表，计算出了每个顺位上的“球员真实绩效”和“球员薪金”之差，他将其称之为“剩余价值”。而图线显示为倒U型：前10顺位的剩余价值并不高，而峰值大概出现在30顺位（一轮末、二轮初）。这个结论意味着：你可能不会在一轮末淘到超级巨星，但他是最适合被“榨干价值”的球员。我很容易联想到了莫雷上任火箭总经理之后的操作——如泰伦斯·琼斯、莫泰这类球员太符合这一结论了，他们在火箭奉献了自己的巅峰，而总共也没赚走多少美金。

另一个发现是球队经理普遍有强烈的现时偏见，不少球队经理愿意付出未来选秀权去换今年的——“愚蠢的委托人”问题再次上演。球队经理和教练都面临高层的施压，有时他们不得不选择牺牲未来：因为一旦今年再失败，他们就会被解雇从而没有未来。所以泰勒总结了两条给球队选秀的建议：

1. 球队应该用一个靠前的选秀权去换取多个靠后的选秀权。

2. 球队应该用今年的选秀权去换取次年更靠前的选秀权。

我们有时也会从直觉质疑这两条建议——正如克里斯保罗给火箭队带来的改变一样，1个超级巨星给球队带来的改变并不是5个阿里扎可以抵消的。但话说回来，选秀权终究还是个黑盒子，莫雷近年的策略更偏重于“通过交易获得成熟的巨星，而通过20-45位的选秀权获得性价比最高的角色球员”。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莫雷是不是NBA最精明的经理，但我想泰勒很可能会喜欢他。

芝加哥大学学者加里·贝克尔认为：社会分工即使没有完全消除由“有限理性”引起的任何效应，也会大大减弱这些效应；即使有90%的人无法进行概率计算时所需的复杂分析，也不要紧，因为剩下的10%的人可以完成这些工作。这个论断被泰勒戏称为“贝克尔猜想”，然而NFL选秀的例子告诉我们：即使你拥有价值几十亿的球队，你也不属于那10%的“精英”；更惨的是，你也聘用不到能帮助你完成各种计算的“10%精英”。贝克尔的意思是，社会分工会让拥有某项专长的人最终被配置到适合他的岗位上去，然而事实根本不是如此：无论是前文讨论过的股票市场，还是这里的选秀（劳动力）市场，也无论涉及的金额有多大，决定有多重要，“错误”总是千百次的发生——以至于我们几乎要断定，比起经济学家们理想中的世界，我们正处在其中的现实是很没有效率的，并且我们的身边几乎100%都是普通人。

彼得原理：人们总是不断地得到晋升，直到变得不称职。

大粒花生效应：更大的激励不会让人变得更理性

传统经济学家对前景理论等行为理论的质疑在于：人们觉得这些实验都是游戏，他们没有面临“真正的”决策，从而不会认真对待。泰勒抓住了两档电视有奖竞猜类节目的契机，研究了人们在面临“大额奖金诱惑”时的真实决策——在过去的几章中提到过的“庄家的钱”效应、翻本效应都再次重现。我们择取几条比起之前分析更进一步的结论，列举如下：

1. 路径依赖理论。《一掷千金》节目的参赛者在整个游戏过程中，表现出严重的路径依赖：他们会因为某轮游戏中奖金的期望值很高而追逐风险（认为自己已经“赢钱”了），也会因为自己在某轮中运气不佳导致奖金期望值锐减时也表现出追逐风险的倾向（认为自己已经“输钱”了，亟需翻本）。

2. 私密环境让人更倾向于追逐风险。这个结论确实让泰勒和我都大吃一惊：我们都觉得，电视节目上那些或幸运或倒霉的参与者，之所以做出一些“大胆”的决定（比如选择不拿稳稳的10万美元，而是继续下一轮可能扩大也可能减小奖金期望的行动），是因为“节目效果”等“在公众面前更多展示自己勇气”的结果。然而实验结果证明：在一个没有人围观的环境下，人们变得更加大胆了，他们更多地选择参与游戏的下一轮，而非拿钱走人。我后来仔细想，人们在电视节目上固然有“出风头”的愿望，但可能比起“出风头”，他们更不喜欢的是“出丑”（比如可怜的弗兰克在《一掷千金》里因为过度追求风险而最终只领走10欧元）。反而在一个没人盯着的环境里，即使因为鲁莽而失败，也无需承受别人的嘲笑，而赌赢了却可以出去主动炫耀一下——那为什么不赌一把呢？

3. 金额增加，合作频率降低，但仍维持在高水准。在类似“囚徒困境”的电视竞猜节目中，当被分配的金额数目从100美元递增到10万美元时，参与者们的合作率稍有降低——有更多的人选择“偷”（即背叛，一旦对方选择“合作”则自己得利更多），但即使如此，合作率仍然维持在40-50%左右。泰勒还发现，人们对于金钱的敏感性取决于参照物（尽管这个参照物有时也是莫名其妙的）：500美元对于一个普通的行为学实验可不是个小数目，但在平均奖金2万美元的电视竞猜中，大家觉得“500美元太少了，像花生米一样根本不值一提”（然而这应该算是大粒花生米了），那么大部分人（72%）选择“慷慨的合作”，似乎这样更有利于建立自己良好的荧屏形象。

4. 泰勒分析了这个“类囚徒困境”的合作博弈游戏，针对“什么样的人更容易背叛”还有更有意思的几个发现：

1）年龄小的人更不懂得合作，他们喜欢选择背叛/欺骗。

2）在参赛者做出最后决定之前，他们还有一个交流的机会——这使得他们互相给对方释放信号。泰勒发现，如果有人明确说“我会合作”，那么他的确选择合作的概率高出30个百分点；反之，如果一个人什么都没有说，那么他很有可能欺骗。所以，如果要知道真相，我们应该提出具体的问题。比如我们买车时应该问“这辆车耗油吗？”如果你不问，车主是不会主动说的——虽然他觉得“没有说”并不等同于“欺骗”。

3）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个电视节目是个“弱”囚徒困境，即：

两人都选择合作，则平分奖金；

一人合作，一人背叛，背叛者拿走所有奖金；

两人都选择背叛，谁都没有奖金。

也就是，只要对方选择了背叛，我就注定没有奖金，选什么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也没有偏好于“背叛”的理由（纯粹从自己获利的角度出发，而不考虑对方的收益；而换句话说，只要一点激励，就可以让我倾斜自己的选择天平）。而在经典囚徒困境中，我如果选择“背叛”，总是比选择“合作”更优的。

在尼克与伊布拉辛的对决中，尼克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给出了一个聪明无比的信号：“伊布拉辛你听好，我一定会选择背叛的；但如果你选择合作，我会把我得到的奖金分你一半。”

伊布拉辛并不敢完全相信尼克的承诺，但他没有别的办法：尼克已经掌握了主动权，与其自己选择背叛搞个两败俱伤，不如选择合作，说不定尼克有可能遵守诺言呢？

结果是，尼克和伊布拉辛都选择了合作。聪明的尼克利用释放信号的机会抛出了威胁，从而迫使对方选择合作。但谁知道这个办法下一次还好不好用呢？毕竟我们现在知道了尼克是刀子嘴豆腐心，如果你想坑他，其实是有机会独吞奖金的。

小结：本章关键词

法律经济学 贝克尔猜想 大粒花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