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妈妈带着年幼的我住在单位的宿舍兼办公室里。依稀记得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妈妈就会点燃一盏细腰大肚的玻璃灯。底座是圆形的，越往上越细，细到极致突然间粗了起来，呈大肚子状，肚子里盛有一种叫煤油的液体，妈妈说这是煤油灯，用煤油作为燃料的灯就是煤油灯。每当油用了一多半，妈妈就会拿着灯去灌油，去的勤了，管着灌油的叔叔就会说，又加班了，带着个孩子真不容易；去的少了，管着灌油的叔叔又会说，忙过去了，好好歇歇吧，带着个孩子真不容易！大肚子上边是个形如张嘴蛤蟆的灯头，灯芯，也就是灯捻是白色的棉线，灯头一侧有个可把灯芯调进调出的旋钮，控制灯的亮度，点燃后还要给灯罩上一个玻璃罩子。每天灯罩都会被熏黑，妈妈每天傍晚都要擦拭灯罩，不然会影响亮度。

      过年去奶奶家，奶奶家的灯也是烧煤油的，一个普普通通玻璃瓶子上没有灯罩，灯头很简单，在小店里买二分钱一个，也可以自己做，只不过自己做的容易连灯，要经常擦拭。因为同是煤油灯，样子却和妈妈用的不一样。我比划着问奶奶，怎么不用妈妈用的那种玻璃罩子灯，奶奶说，那种灯很贵的，要一块五毛钱，罩子一不小心就会碎掉，只单单一个罩子就要二三毛钱，咱庄稼人是用不起的。我说让妈妈再回家给奶奶拿回来一个用，再拿些油回来，奶奶说不可以的，公家的东西，咱不拿。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妈妈因为工作需要，带我来到新的单位，和爸爸团聚了。吃过晚饭，遛弯回来，爸爸手拉灯绳，随着咔哒一声响，哇，好好亮耶！当然，想当年我可不是这样说的，而是用最最纯正的老北腔说“喃呐娘诶，挂哩哈是手么诶，怎么就哈么亮诶？”爸爸说那是电灯。记得那天晚上，爸爸和妈妈轮流抱着我，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关灯开灯，开灯关灯……

      冬季夜长，小学三年级就要开始上夜校，也就是晚自习。教室前后各有一个100瓦的电灯泡，不如家里亮。那时供电极不正常，停电是常有的事儿。当时电力局就在旧州村东，只要一停电，电力局的子弟就会遭到围攻：“回家告诉你爹，再敢停电就砸你家锅去”，“别急，别急，大队书记领着人推电力局的墙头儿去了，一会儿就给咱来电了”，“作业还没写完呢，就他妈的给老子停电，还得点灯费老子的油”，“你（手指着电力局的子弟）他妈给老子听着，再停电就别在俺村上学了”……说归说，骂归骂，电该停还是要停的，因为电量少，不够用的，还要保证几家大厂子正常生产。记得那时医院、电影院都配有发电机应急。

      老师并不会因为隔三差五的停电就取消晚自习，或让学生提前回家。开始我的书包里常备有蜡烛。在当时点蜡烛算得上是“高消费”了，一毛钱一根蜡烛是可以分别买十块糖，五支铅笔，两张半一开的白纸，一块带香味的橡皮，在夏天还可以买四根冰棍，两根红小豆冰糕。于是邻家小哥哥给我用墨水瓶做了个简易的煤油灯。小哥哥不知从哪里找来自行车的气门针，将瓶盖用烧红的火柱烫一个气门针粗细的小眼，然后将其放入做灯头，这还不算，再拧上气门的旋钮还可以调节灯捻的大小。小哥哥问我用什么做灯捻，我说用纸吧，小哥哥说用棉花吧，灯不亮了，可以拨拨。于是小哥哥回家给他妈妈要了一点点棉花，用手搓成长条，塞入气门针，将瓶内装满煤油，将做好的灯头拧好，待油充分浸透灯捻后，点燃，我高兴地拉灭电灯，墙上映出小哥哥的身影是那样的高大，比爸爸还高大。再看那煤油灯的火苗，呈细长的三角形，里焰亮黄，外焰橘黄，尖端由橘红变为浅灰，继而袅袅成墨黑。

      在煤油灯下看书写字是比较昏暗的，冒出来的烟还有油腻味儿，时间长了还会熏黑鼻孔。尽管如此，煤油灯还是要妥善保管：放学带回家，上晚自习再带来。稍不留意瓶里的油就会被偷偷倒掉，甚至被偷走。害得你黑灯瞎乎写不成作业。同桌之间关系融洽还好，可以“借光”。不好的，人家就会用书或本挡住光亮。每每这时老师就会出面调停。

在当时，煤油灯成了晚自习停电时必用的照明工具。忘带煤油灯又恰好停电是常有的事儿，于是同学之间采用两两就近组合或前后四四就近组合或这次用我的，下次用你的，成为当时的一道风景。在那个年代，有“官二代”却没有“富二代”。每个学生的家庭条件都差距不大，于是这最最基本的“互惠互利”能够很好地维持下去。记得这年冬天我拎着空酒瓶子去商店用一毛三分钱买了一斤煤油，一直到小学毕业才用完。一是因为“互惠互利”用的省，二是由于电力事业的发展，停电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今天，在新居看着客厅新装的豪华水晶吊灯，又让我想起儿时的煤油灯，还有我自编的所谓的《煤油灯之歌》：墨水瓶儿，一根捻儿，装满油儿，明上明儿；煤油味儿，熏死人儿，两鼻孔儿，黑上黑儿；读着书儿，盼下课儿，写着字儿，盼天明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