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史学家卡尔在他的历史理论名著《历史是什么》中对“历史”各个侧面的剖析，提出了“历史就是与现实不断的对话”的著名命题。
通常我们认为，所谓历史，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有且只能有一个。但是我们也知道，历史是由人记载的，而记载历史、研究历史的学问却往往会随着人类的主观意识而变化、发展完善，有时有记实，有时有歪曲，甚至有时还会捏造。
所以，有学者基于卡尔的观点，提出“历史就是罗生门”这个有意思的论断。
提起中国古代史上能让国人感到意气风发和扬眉吐气的皇帝不多，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当中，汉武帝又是个中的翘楚。所谓“功莫大于秦皇汉武”，在人们心中，汉武帝是神一般的存在。国人在谈起汉武大帝时，上至文人骚客，下至挑夫走卒，都是会挑起大拇指，吼一声“赞”的。就算是放在世界史上，估计也只有古代波斯的薛西斯大帝可以与之比肩。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7月14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是西汉第七位皇帝，他十六岁登基，为巩固皇权，他建立中朝，在地方设置刺史，开创察举制选拔人才，颁行推恩令，为解决王国势力，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央，为统一思想，他在文化上采用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结束了先秦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最让后人称赞的是，汉武帝在位期间，攘夷拓土，国威远扬，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奠定了汉地范围，同时首次开通了丝绸之路。
公元前89年，汉武帝在68岁的时候，发布《轮台诏》。对在位后期的穷兵黩武和巫蛊之祸，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忏悔，说了一些自我批判的话，这就是我们常常听说的轮台罪己诏，这件诏书引发了高度评价。普遍认为这标志着汉武帝晚年的悔改，这是汉朝没有像秦朝那样短命的主要原因。后来这事，还写入了教科书，再经热门电视剧《汉武大帝》的生动表现，几乎已经人人皆知。
一代天骄汉武大帝在历史书和民间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光彩夺目的。
但历史事件常常是吊诡的，充满各种悬疑和诡异。在历史学界，对轮台罪己诏此事的真实性仍有存疑。
北大历史系辛德勇老师写了一本名为《制造汉武帝》的书。书的篇幅并不大，但影响却并不小。在近年的史学界受到的的关注度很高。辛老师他在书中认为，“一向被认为是‘罪己诏’的《轮台诏》，仔细看其中的内容，其实只是有关西域轮台地区军事部署的局部策略性调整，并不是根本大政方针的改变” 所以，当时的史家班固只是把《轮台诏》放在《汉书.西域传》之中。认为《轮台诏》是‘罪己诏’，是‘汉武帝晚年认错’且由此作出国家重大政策调整的，正式史书中最早见于《资治通鉴》。” 汉武帝这个勇于改错的形象，就是司马光“制造”出来的。这事历史上并不曾存在。那司马光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辛老师认为，“司马光所据的史料是《汉武故事》《赵飞燕外传》等野史和小说。其中，《汉武故事》原书已失传，主要是讲些神神怪怪且不靠谱的故事。至于《赵飞燕外传》就更别提了，那就是一部色情小说。司马光也是一代大儒，在编写那么重要的《资治通鉴》时，居然会引用如此不靠谱的‘史料’！况且司马光本人也曾经说过：“《汉武故事》语多诞妄。” 可见，他对这书的不靠谱是心知肚明的。那么，司马光在知道的前提下，还是大着胆子改写了历史，他肯定不应该是工作失误！那么他究竟是居心叵测何在？亦或是有良苦用心？
要想知道历史的真相，就必须回到写史人的历史情境里，站在写史者的立场，去观察、体会他的细密心思。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正好是在王安石变法时期。整整十几年，王安石在开封汴梁变法，司马光在洛阳编《资治通鉴》。王安石是意气风发的改革派，司马光则是坚定的变法反对派。但宋神宗是大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那么司马光自然就要坐冷板凳了。可想而知，司马光在写书的时候，难免要把自己对当时政局的看法隐晦地体现在书里面。
既然王安石鼓励神宗皇帝搞变法，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但实际上也对民间造成了很大程度的骚扰。而司马光是典型的传统儒家，一向主张政府不要折腾，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那么《资治通鉴》中写汉武帝，就可以拿来做文章了。汉武帝折腾老百姓，穷兵黩武，穷奢极欲，但是晚年还不是要后悔，要发《轮台诏》‘罪己诏’？
真相便是如此，不由得让人大跌眼镜！
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的行动逻辑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虽然汉武帝晚年，国家因为常年打仗，确实有些民不聊生，武帝也难免会有些头疼，说些要调整政策的话，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就此认为他悔改了，那就幼稚了。
首先我们来看事实。西汉的汉匈战争持续的时间非常长，前后130年。汉武帝在位期间是最重要的一段，但是汉武帝并不是这场战争的终结者。真正结束战争，要到汉宣帝时期，也就是汉武帝的孙子，才最终打赢了匈奴。所以在汉武帝晚年，国家虽然残破，但是这个战争动员体制一旦开动起来，皇帝也不可能说叫停就叫停。这一点也可以从汉武帝留下来的执政班子看出来，那么大的国家，换政策肯定要换执政班底。但是汉武帝临终托孤的，还是霍光、桑弘羊啊那些人，他们都是汉武帝战争政策的支持者。真正要切换到另外一种政策，就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那要等到汉元帝时期，打赢了仗才有可能嘛。所以，汉武帝晚年就算是有点后悔，最多也就是个人情绪，至于国家政策的转变，事实上当时也没有可能。
其次我们再来看人的因素，不同时代的人，不同阶层的人，他们的道德感是不同的。在汉武帝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什么“主权在民”的观念。整个国家都是帝王的私人财产，他是要拿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目的的。汉武帝的人生目的是啥？就是打败匈奴，这是他毕生的夙愿。所以，榨取民间的财力，供给军队打仗，只要不是闹到民间要造反，危及他皇帝地位的程度，他是不可能停手的。
拿破仑年轻时候，在一个宴会上，席间就有人谈到法国历史上名将蒂雷纳元帅，一位女士说：“蒂雷纳元帅当然是伟人，但是如果他不火烧普法尔茨的话，我会更喜欢他一点。”当时法军统帅蒂雷纳，在德国普法尔茨搞过一次焦土政策，造成了一次大灾难。拿破仑听到之后，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如果火烧普法尔茨，对于蒂雷纳胸怀的目标是必需的话，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是大人物思考问题的方式。他们对于功和过，善与恶，目标和手段的理解，是在另外一个维度上。或许会让人觉得很残忍，内心的道德感会有些受不了，但是，如果我们用私人的道德观和是非观，来理解历史上的人物，只会导致一个“读不懂历史”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