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为“坏人”设计服装、反对任何权威的人，最后却成了一个享誉全球的“权威”设计师。“如果没有通过事业来获得成功的话，我想也只能靠犯罪来排遣了。”他曾经说。

他说，他绝不戴领带即便受天皇接见。

他对年轻人说，别再念书了，好好去生活吧。

他公开宣称，自己为“坏人”设计服装。服装标牌上写着：“还有什么比穿戴得规规矩矩更让人厌烦呢？”

他是山本耀司，30年来以简约之风“反时尚”的时尚Icon。1981年，他和好友川久保玲在巴黎时装周上，以蓬松诡异的黑色系时装一鸣惊人，其史无前例的身体展示方式令陈腐的欧洲时尚圈瞠目结舌，无法理解的人称之为“广岛的屠杀美学”。多年后回忆起当时遭受的舆论攻击，他说：“我并不是刻意要挑战什么，不是为了反对时尚。我只是想在那儿开自己的店。仅此而已。”

很多人认为山本耀司是个谜，其实他只是寡言，用内心的各种厌恶打败时间，在衣装里阐释自己的世界观。

他厌恶卖弄风情的女人，厌恶“男人味”和“女人味”这种粗暴简单的概念，厌恶累赘矫揉的欧洲饰品，厌恶每六个月就要发表一个服装系列的规则，没有时间去使用那些“发酵”过、自然生长，成熟老去的优美布料。

他说，我要设计时间本身。

和”坏男人“惺惺相惜

因为家境贫困，在母亲的苛责和佑护下成长，山本耀司始终不能很好地融入这个世界。“如果没有通过事业来获得成功的话，我想也只能靠犯罪来排遣了。”

还好东京街头少了个罪犯，但你却在电影《四海兄弟》和《座头市》里，看到北野武身穿山本耀司Oversize西装或者风衣，成为史上最有型的黑道老大。

70岁的山本耀司在他的自传《我投下一枚炸弹》里说，自己厌恶回顾，也不相信未来。即便是三年前宣布因负债60亿而申请破产，也并不见他意志消弭。在把经营业务交给他人，自己担任创意总监后，他终于可以全心沉浸在设计的世界里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山本耀司通过与德国戏剧作家海纳·米勒的合作，为其担任歌剧的视觉设计，从而在欧洲一举成名。然而他不喜欢米兰和纽约。“他们认为卖得好的就是好衣服，他们认为时装设计师就是不停地追逐时髦，成功者会买一座城堡或者私人飞机。”

他自己最厌恶的就是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和权威。“我讨厌那些伟大的人和事。我关心的是如何设计出没有权威的衣服。”

他也讨厌束身和对称剪裁，不喜欢高级定制。他用黑色对抗浮华和多余。毫不做作的黑成为他的标志，统领了从东京、巴黎，直至纽约最耀眼的Studio 54俱乐部。厌恶权威的人最终树立了“权威”。

对不懂时尚、不时髦的男人们，山本喜欢刺激他们，但从来下手都不重。

想到男人把手插在兜里的时候，山本耀司常想到以“反叛”形象著称的美国偶像詹姆斯·迪恩和罗伯特·米彻姆。那个动作往往是一种标志，诉说一个个生活在社会边缘，和黑社会有密切联系的流氓。他们离经叛道，嘲讽和反抗着社会，对社会持怀疑的态度。他可能生活在东京、巴黎或者纽约，“徘徊在昏暗的街头，迎面走来一个不怀好意的彪形大汉。那时，他插在衣兜里的手，早就做好了准备，时刻准备迎战。下一个瞬间，掏出了一串钥匙，好像握着某种武器，将它紧紧地抓在手里。”

无怪乎，山本耀司会有一个13个衣兜的工作马甲。“要是能放下护照，我连旅行箱都不要。”

他的女装模特始终穿着平跟鞋，很少浓妆。他一直倡导女性要获得像男性一样穿着的权力，并认为穿军装、猎装的女人最性感。

甚至连女性的晚装他都想加上衣兜，“这样一来她们就不用带手提包了。我的想法总是这么滑稽可笑，不会发生手提包被盗。”

逃进工作，逃不掉命运

山本的母亲是东京的一名裁缝。他视母亲为偶像，却也深受“被母爱控制”之羁。

青年时代，他曾立志成为一名画家。但想到为了养育他而辛苦工作的母亲，为了让后者满意，他考入了一所全是富家子弟的名牌大学，到了大学三年级，却沮丧地发现那里的一切对他毫无意义。

大学毕业后，山本找不到方向，想在母亲的裁缝店帮忙。这让她极为愤怒，因为她原本希望山本能在大公司找个差事。她训导说他至少应该学习基本的剪裁。于是山本去了服装专业技校，然而给女顾客量尺寸时，内心烦躁，心想在她们身上怎么也做不出杂志上的效果，厌恶感又油然而生。

他渴望摆脱母亲，却不曾意识到，童年经历决定了他一生的创作意识。

新宿区歌舞伎町街上充斥着以取悦男人为生的女人，他徒生厌恶。从那些善用性别魅力的女人身上，他感受不到一点性吸引力。但母亲店里那些辛勤踩踏缝纫机的背影，或者心无旁骛地把针别在衣服上的侧面，却带给他强烈的情欲。

工作的女性对他意味着“我没有办法掌控她的时间”，然而他又发自内心地想去尊重她们，同时因为得不到她们的关注而生出莫名的憎恨。这种矛盾复杂的心理，让山本耀司决定不惜代价，避免做出那种在男人眼里显得可爱的、像萝莉一般的女装。

“自始至终，我都体会着惊悚带来的美好感受。只有西方人的体型，才是美的吗？”

十几岁时，山本耀司曾像其他肮脏愤怒的小鬼一样，恨不得母亲去死。若干年后，他在自传中流露，耄耋之年的母亲依然在电话里唠叨他的吃穿，问他头发太长是否需要整理。

他一面哀求“拜托您不要再管我了，我的年龄已经快是您老公生前的两倍了啊。”接着又拜托苍老的母亲“不要离开我，不要只留下我一个人”。至于他的父亲死于菲律宾碧瑶之战，葬礼上甚至没有父亲的遗骨。青春期时，他一次又一次地问母亲：为何没有父亲？

长大成人后，山本耀司一杯又一杯地往肚子里灌着并不十分喜欢的威士忌，玩弄女人，没日没夜地游荡在东京街头，靠安眠药才能入眠。

在他的男女关系里，只有他在女人身后追赶，如果她转身，一切都将结束。他说自己渴望人生，质问：“会不会我连和有妇之夫的不伦之恋都没有体会就这样死去？”因为自孩提时代起，他就对所谓正确的伦理道德产生疑问，认为那些“非比寻常的人”需要去抗争的一个例子便是对家庭的忠诚。

他逃进工作中，但他逃不掉命运。

年过半百之后，一个女人告诉山本耀司要为他生个孩子。他觉出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于是一个一个地约当时交往的其他女人，仔细告知事情原委，要求她们和自己分手，女人们全都爽快地答应了。而后，山本耀司接受了那女子指定医院的孕前检查，收到合格证书。直到那女人怀上他的骨肉。

50多岁的名人山本耀司在家长日去见儿子。四岁的男孩偷偷斜瞄了他一眼，马上跑开，再也没有多看他。山本不知道儿子是出于尴尬还是愤怒，只是感觉到孩子在微妙地控制感情。他仿佛看到那个幼年的自己。

“如果孩子知道我是谁却又装作不认识，只有一个解释便是他被这个‘不知道去哪儿了’的爸爸深深伤害了。”

那一刻，硬朗到底的山本耀司被人世间最深处的感情力量彻底淹没了，犹如瘫痪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