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无论在中国古代哲学或古汉语中都有不偏、中正、好的意思。庸，古同“用”，有平常、平凡的意思，先秦对某些地位较低的劳动者也用此称呼，如“故父子或怨噪，取庸作者进美羹”（1）。

“有持中、适宜之意的‘中’字和具有人之行为之意的‘庸’字结合在一起，就是指持中、适宜的平常行为。”（2）朱熹也认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3）“中庸”从字面意思看不出是高尚的褒义词汇，那么，这个表达平常人可做行为的词汇怎么成为儒家推崇的最高道德呢？

一、“中庸”是什么？

依现有文献，孔子是“中庸”的原创者，出自《论语》：“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4）但《论语》提及“中庸”仅此一处，孔子也没有阐明什么是“中庸”。

首先较详细论述“中庸”的书是《中庸》，据传《中庸》的作者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像孔子论“仁”一样，子思也没有给“中庸”下准确的定义，而是阐释了“中庸”的5种表现：

1.“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5）——君子之所以中庸，是因为君子随时做到适中。

2.“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6）——过与不及两端的意见都掌握，采纳适中的用于老百姓。

3.“中立而不倚；强哉矫”（7）——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这才是真强啊！

4.“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8）——君子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的事，不生非分之想。

5.“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9）——君子实行中庸之道，就像走远路一样，必定要从近处开始；就像登高山一样，必定要从低处起步。

这五种表现，从认识论出发是要求持两端之中，不用极端的方式处理问题，择中而行；从世界观出发是要求适应自己的社会地位，上下其位，各安其命，思不出其位。细推二者，会发现均不以向善、向上为前提，甚至与孔子“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10）这么执着、勇敢的思想相悖。

依“中庸”的方法来处理问题，依据的不是“该不该做”的准则，而是在“做与不做”的两端之间取其中，以权衡或便宜来代替行为的正当性要求，忽视正义和公平，忘记“人之生也直”（11），导致做事无原则，于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2）便无从谈起。

中庸的世界观要求人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特别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这是《中庸》成为封建科举考试的钦定必考书目的原因。但，它造成了国人安于现状缺乏进取的心态, 若“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13）自然无法实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4）

二、孔子的“中庸”观

1.“中庸”非大德。

“中庸之道”被认为是儒家的人生的大道，事业成功、生活与健康的根本理论，实为宋代程朱力推的功劳，此不多叙，这应该是孔子没想到的，毕竟孔子提“中庸”就那么一句——“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4）。

甲骨文“民”的写法意为：被用一刃物刺瞎眼睛的人。郭沫若著《奴隶制时代》一书指出:民字应是“横目的象形字，横目带刺，盖盲其一目以为奴征”，即民为奴隶。虽这个说法仍有待考证，但学术界公认中国古代的“民”是指有别于君主、群臣百官和士大夫以上各阶层的庶民。

孔子不可能不知道“中庸”二字的本意，且他等级思想严重，具有严重的轻“民”思想，《论语》中“小人”几乎可与“民”通用，其学问亦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之分。他认为“小人”或“民”的认知能力有限——“君子上达，小人下达”（15）；做事无原则——“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草遇风必偃”（16）；重利轻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7），等等。所以孔子将“中庸”之德与民联系在一起，意指“庶民”或普通人之德，是要求普通人在不具备明辨是非、把握适度处理方式的能力下，不要固持己见走极端，在“该与不该”之间进行简单的折中处理。

可见，在孔子眼中“中庸”绝非大德，肯定没有《论语》中出现109次的“仁”重要，仅轻轻一提而过。“中庸”被后世放大和追捧实属统治阶级的需要，当然也有他孙子的功劳。

2.孔子不“中庸”。

孔子的政治主张的核心是“礼”与“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18），为达目的，孔子一生周游列国，以求匡扶乱世。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9）这种执着于自己的信念的精神非“中庸”所能比拟。

孔子对“逸民”的评价最能说明他不是“中庸”之人。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20）

孔子认为：伯夷、叔齐，不降低自己的意志，不屈辱自己的身分；柳下惠、少连，被迫降低自己的意志，屈辱自己的身分，但说话合乎伦理，行为合乎人心；虞仲、夷逸，过着隐居的生活，能洁身自爱。但是，自己与这些人不同。此处“无可无不可”，绝不是“根据客观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而考虑怎样做适宜”，或“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而应该解释为：不会象他们这样做或那样做，即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忍辱负重，志节不变；避世隐居，保持清高。

伯夷和叔齐、柳下惠和少连、虞仲和夷逸，三组人物刚好构成对政局所持态度的两端和中间：伯夷和叔齐，不配合，不惜死；虞仲和夷逸，不配合，躲着活；柳下惠、少连则采“中庸”之道，失大节守小节，努力保持个人修为，如同抗战时期的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短暂任教之后，不能忍受后方物质的匮乏，便离职返回沦陷区的上海，安安静静当顺民。

孔子说自己与他们不同，是因为孔子看出他们的行为没有崇高的意义作为前提，无法和孔子“天下归仁”的伟大理想相比拟，仅是执着于他们个人行为本身。孔子的方法要比他们高明的多——“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21）——“天下没有不适合君子的生存环境,没有君子所不能做的事情, 要坚持义的标准去做。”

孔子正是抱着这种坚强的意志和决心，才能做到“知其不可而为之”。（22）所以，“中庸之道”绝非孔子之道，孔子亦绝非“中庸”般摇摆、无原则之人。

注（1）：《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注（2）：《子思研究》，李健胜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83页。

注（3）：朱熹，《中庸章句》。

注（4）：《论语•庸也》。

注（5）：《中庸》第二章。

注（6）：《中庸》第六章。

注（7）：《中庸》第十章。

注（8）：《中庸》第十四章。

注（9）：《中庸》第十五章。

注（10）：《论语•子罕》

注（11）：《论语•雍也》。

注（12）：《论语•颜渊》。

注（13）：鲁迅《华盖集•通讯》。

注（14）：《论语·雍也》。

注（15）：《论语•宪问》。

注（16）：《论语•颜渊》。

注（17）：《论语•里仁》。

注（18）：《论语•颜渊》。

注（19）：《论语•公冶长》。

注（20）：《论语·微子》。

注（21）：《论语•里仁》。

注（22）：《论语·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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