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先生“为京官”14年的《日记》，即1912年5月-1926年8月的《日记》，可知鲁迅先生在京城是怎样的“过日子”——除了在教育部的工作，就是读书与买书、教书与写书的日子，可谓一种“书生意气”的“过日子”。我的“与鲁迅一起过日子”，就是读鲁迅著作地过日子。我的这样的“过日子”，可谓与鲁迅先生“同悲欢”而又深切明白人生的一种过日子。
■ “饮酒特多”——悲喜交加
1924年2月4日的《鲁迅日记》写到：“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多。”我以为，这“饮酒特多”，一是人之常情。除夕么，谁人不喝点辞岁之酒？二是“特多”而人未醉，否则，这“日记”是不能记写了。问题在于何以会“饮酒特多”呢？我看《鲁迅日记》而断定，首先是有“高兴之事”，因为在除夕这一天，鲁迅先生有四笔收入到手：“午世界语校送来去年十二月分薪水泉十五元。午后往大学取去年七月分薪水十八元，又八月分者八元。”这是鲁迅先生在北京世界语学校和北京大学兼职讲师的收入。“下午收去年四月分奉泉百八十元。”这是鲁迅先生在教育部工作的工资，虽为拖欠，但终于在除夕拿到了一部分欠薪金额。“夜世界语校送来《小说史》九十七本之值二十三元二角八分。”这是鲁迅先生所著《中国小说史略》作为北京世界语学校教材的收入。如上四项合计244.28元。这在鲁迅时代，堪称一笔巨款了，故而“饮酒特多”——该是鲁迅先生自豪于自己的“创富能力”。当然，也不乏其中有“悲”——欠薪，不是那个时代的“经济之悲哀”？还有“悲哀”则是，这“1924年除夕”恰是1923年7月“兄弟失和”后的第一个除夕夜，本该是合家欢乐的除夕夜却只能孤独一人饮，怎能不“饮酒特多”？所以，鲁迅先生的这个“饮酒特多”，是富含深刻的“家国情怀”在其中的。
■ “骂詈殴打”——真相揭出
鲁迅先生与二弟周作人的“兄弟失和”，是让人颇多猜想与疑惑的。但我觉得，虽然兄弟二人均未正文言释，但鲁迅先生在1924年6月11日的《日记》，却可视为揭示了真相：“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反复仔细地体味这段《日记》文字，不是可以见出一个“霸道的日本泼妇”羽太信子——启孟即周作人之妻，和一个“糊涂兄弟”周作人——怎么可以如此对待厚爱自己的长兄？鲁迅所言“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不是由此确证了？
我读鲁迅，深刻感受到的是：于社会人生中，鲁迅先生是“深沉的韧性的战斗”；于家庭人生中，鲁迅先生是深沉的韧性的忍让。
鲁迅先生“深沉的韧性的人生”，于我是多教养的，指引我的人生存在——韧性地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