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本次住院，是由脑血栓引起中风。医生建议采用高压氧进行辅助的康复治疗。
打开百度，我们了解到高压氧治疗是指在高于一个标准大气压的环境下吸入高浓度的氧。主要对一些缺血、缺氧的疾病，或者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有益。
医生强调，高压氧治疗对急性的脑血管病人很有好处，可以积极改善病人脑组织的缺血、缺氧状态、减轻脑水肿、改善循环，及时进行神经的修复。
我们决定让母亲试试。
母亲年龄较大，手脚不太灵便，大夫特批我进入舱内陪护。
带着接触新鲜事物的少许不安，我打量着像小型飞机一样的舱身。大夫见我探头探脑，不客气地丢给我们两套病号服，命我和母亲都换上。
陪护也要换病号服？脑袋里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高压氧舱里的氧气含量高，一丁点火星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大夫提高了嗓门，话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肯定与威严，“你们老实待在舱里。在我开门之前，所有的人绝对不允许擅自穿脱衣服。听懂了吗？”
我这才明白，病号服是特制的棉服，能避免舱内人员尼龙等面料的衣服摩擦出火花。
临闭舱前，大夫将舱内氧气浓度高很危险的事强调第n遍，一字一顿要求大家将的手机、手表、打火机、真空玻璃杯等都统一放在舱外的储物柜中。末了，大夫再次进入舱内对每个人的口袋逐一检查。
见大夫如此谨慎，我心里的忐忑加深了。
高压氧舱是密封的环境，里面带有空调。我们被安顿在四人座的小舱。
母亲前四天的高压氧治疗，舱内的病人基本固定了。除母亲外，其他三个病人皆为五十来岁的男性。
一号高个子病人的病情较轻，他具有自理能力，能主动呼吸，能独立行走，只是一条腿不大灵便，因此走路的时候身子会略微倾斜。他是一个沉默的患者。两个小时治疗，他总是闭着眼睛，眉头深锁，治疗完后一言不发地走出去。
二号和三号的病情较重，他们都是因脑出血中风住院，都坐不太稳，四肢无力，大小便失禁，语言功能暂时丧失，陪护不离左右。
凑巧的是，二号和三号是本市的同一个单位，原本就是生活中的熟人。两位病人大部分时间表情严肃，或低头或闭目沉思，偶尔会突然相视一笑。
大概因为相熟，也许是因为同病相怜的境遇，二号和三号的妻子便在舱内聊起天来。她们交流的内容，大抵离不开病人。比如病人今天翻了个身，今天冲她们笑了一下， 似乎都是值得高兴的事。她们也交流如何给病人洗澡，如何加强营养，买何种尿不湿质量好价格实在……
二号病人已病了近六个月。他的妻子是个圆脸蛋身材小巧性情温柔的女人。她说儿子上班，家里没有任何人来帮着替手，她每天二十四小时待在医院，已经过了好几个月这样的生活了。
她叹了口气，接着说丈夫很善良，她不忍心将丈夫丢在养老院任护工去管，因为亲眼看到同病房的病友被请来的护工喂了安眠药，整晚睡得纹丝不动，早上连尿都没有。但这样二十四小时的陪护生活，她再也开心不起来了，自己快承受不了了。
她喃喃自语，因病人在该院很快住满28天，近期必须出院了。治疗花了不少钱。出院后，家里住四楼，换不起电梯房，病人上楼下楼很不方便。因此，只能换到另一家医院继续做些康复。
四号病人个子魁梧，生病一个多月了。
四号病人的妻子是个外向乐观的女人，说起每一个现实的问题，她似乎都有解决的方案。他俩的女儿在某大学教书，假期在家帮着做饭菜送来，偶尔也能在医院替手。
她打算将家里的一楼腾空给丈夫住。对于未来，她不打算再花钱买电梯房。她觉得人生在世，不该再为房子烦恼。她原本喜欢游泳，计划今后请个钟点工回家，自己依旧去游泳。
最后，她们相约着，等三号病人出院，一起再去他们本单位医院住同一个病房。
我母亲是个安静的病人，她戴着氧气面罩，时而睁开眼睛看看四周，时而闭着眼睛休息。我主要检查她的氧气管接口是否脱落，其它时候拿起一本纸质书，边翻书边时断时续听着这些聊天。
有时候，二号病人会冲他的妻子摆手示意，让她们闭嘴别聊了。三号病人的妻子则会笑呵呵地抢着回答:“你们不能说，难道我们都不能说话啦？我丈夫是不管我这些的，随便我怎么说话!”
我瞥一眼两位病人，只见二号病人无奈地看着妻子，三号病人眉头深锁白了一眼妻子，继续佯装睡觉。
两位陪护又继续聊天。
昨天，二号病人出院，新进来一个病人。我暂且把他叫做第四号吧。
第四号病人只能坐在轮椅上治疗，陪护介绍，这位新病人五十三岁。
四号病人的脸瘦削，眼神犀利，有时候甚至目露“凶”光。他的脑袋不知道什么缘故，左侧凹陷了进去，看起来，像是没有打足气的足球又被踢瘪了一块似的。
四号病人性情暴躁。刚闭舱不久，他就抓住氧气面罩撕扯着，嘴里嘟囔着外人听不懂的话。
陪护是个五十多岁的身材高大的女人，站起来帮他把面罩戴上。病人冲陪护凶巴巴地对抗。陪护厉声说:“你凶什么凶？你这坏脾气，难怪你妻子今天都不愿意来陪护!你这是病治得太好，你又神气了是吧？”
四号病人气哄哄地将氧气面罩又拽下。
氧气面罩静静地躺在他的膝盖上，嘶嘶地冒着氧气。
其他几个病人都睁开眼睛看着四号病人。四号病人歪着脖子，一幅咬牙切齿的模样。
我和三号病人的陪护一起劝他戴上，好好治病，他毫不理睬，坐着纹丝不动。
大夫通过监视屏，看到了舱内的情形，在广播里喊四号病人的名字，安抚他的情绪，又严厉地命他把面罩戴上，并强调，氧气在舱内浓度高一分，舱内的危险就多一分。
四号勉强将氧气戴几分钟，又扯下。如此反复。
我吓得大气也不敢出，端坐着一动也不敢动。生怕挪动了东西，会摩擦出火星，引爆了整个舱。我又想，万一爆炸，咱们该如何快速逃离。可身后的舱门是厚厚的紧闭的铁门!思来想去，实在是无处可逃。
再看看舱内，母亲和一号病人，三号病人闭着眼睛吸氧，好似睡着了一般。四号病人的陪护见病人完全不受控制，索性不管他，自己则在一旁闭目养神。三号病人陪护因为二号熟人走了，她没有天可聊，也在一旁昏昏欲睡。
环视一周，整个舱内只有我清醒着。我同时担负起一号和三号病人的看护任务，待他们的氧气罩没放好，或者面罩瘪了的时候及时提醒他们。
新进的四号病人情绪依然失控。我生怕惹恼他，赶紧低头翻看自己的纸质书。我一直认为书能起到镇静作用。果不其然，不一会儿，四号病人盯着我手上的大部头，也不吱声了，将氧气罩胡乱地塞在鼻子下，一部分氧气被他吸了，一部分氧气却跑了出来。
我知道，此时舱内氧气含量正越来越高。我丝毫体会不到“森林里漫步”的感觉（二号病人的妻子曾这样形容）。因害怕四号病人摔东西弄出火花爆炸，我的心始终悬在半空中。
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广播终于响起:“今天送氧到此结束……”我长吁一口气。
走出舱外，我赶紧摸了摸还在狂跳的心，换下病号服。希望下周高压氧治疗的时候，不要再遇上这位危险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