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是中华武圣，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义”的形象代表。关公的历史原型为三国名将关羽，自关羽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腊月壮别人间，关羽的事迹一再被传扬，魏晋之后成为武勇的代名词，宋元明清统治者视关公为“安邦定国、护国保民”的崇高威德倍加推崇，儒释道三教都将关公纳入自身的宗教信仰体系而崇祀膜拜，普通百姓、士农工商等也都坚信奉关公有司命禄、佑科举、祛病除灾、驱邪避恶、巡察幽司乃至招财进宝、庇护商贾等多種法力。
经过1800多年的对关公大义精神的形象再塑造，关公的“义”成为了具有为全社会所接受的普世性价值观，关公的忠义、信义、侠义、仁义等义的行为实践，因对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思想的相互印证，使关公的义具有了丰富具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关公精神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关公文化最早诞生于三国名将关羽的历史、典故以及传说中，元末明初《三国演义》的出现，使关羽的人物形象达到成熟。《三国演义》评论家毛宗岗评道：“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竹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做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关公的大义精神形象得到中华民族全社会成员的认可和推崇。在汉文化圈及华人文化圈，不知关公者，不服关公精神者，几乎是很难想象的事，几乎可以成为文化浅薄无知者的代名词。
历史上真实的关羽多取材于东晋时陈寿的《三国志》，《三国志》在史记、汉书的经验基础上完成，号为良史，裴松之的注，起了很大作用。但历代研究者，仍以志为主据，注为参考。
陈寿写《蜀书》时，因为蜀汉没有设置史官，尤其关羽久镇荆州，对于关羽的生平事迹记录的还是很简明很扼要。这就给后世的关羽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其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关羽失荆州”这一细节。
关羽失荆州，说的是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出兵攻打曹操的襄樊地区，孙权派吕蒙乘虚偷袭荆州，导致荆州三郡失陷。
《三国志关羽传》原文：
“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汎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公从之。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於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
这是《关羽传》中关于关羽失荆州的全纪录，全文300字左右。
从文中可以看出，关羽失荆州是因为孙权吕蒙偷袭荆州，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关羽失败不是败在正面战场，而是败于孙权的背盟弃义，糜芳傅士仁的变节偷袭，而最终使得关羽失败被俘的根本原因，则是因为孙权吕蒙占据江陵之后，绑架了荆州将士的家人，同时又借故“擅取民笠覆盖官铠乱了军纪”为名诛杀同乡来对荆州人民进行恐吓，使得一向爱民如子，善待士卒的关羽就地解散了军队，没有据城自保，或者带兵突围，只是带了十余骑突围。
《吴书吕蒙传》记载：
“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怃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公，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於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故羽吏士无斗心。会权寻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漳乡，众皆委羽而降。”
《吴书孙权传》记载：“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馀骑。”
关羽北伐襄樊，围曹仁于樊城，擒于禁三万人送往江陵，又遣别将阻绝襄阳，总军马至少也要在3万人以上，且史书记载除了与徐晃偃城之战有所失利，但损失也不是很严重，关羽兵马大部分还是存在的。
关羽就地解散军队，是出于对荆州军民的怜爱之情，是仁义情怀使然。《吴书吕蒙传》：“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於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
关羽讨徐晃不克，返回江陵，得知江陵已被占据，关羽所做的并非攻打江陵，而是多次派遣使者与吕蒙交涉，且使者回军中之后，关羽也并没有封锁消息，使得军士与家人得以通讯息。关羽带兵多年，且不知如此会怠慢军心，士心不稳？关羽坦诚大度，仁义待人，由此可见。而且在这期间，并未有史书记载在如此情形之下，有兵士大批量逃离的情形发生，说明关羽与军士之间还是很融洽的。兵士解散是发生在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之时。这是战局最紧要之时，也是最需据军自保之时。关羽不忍军士与家人分离，就地解散，这才是关羽的大义精神所在。
何谓大义？大义精神的本质是来自于对人民的仁爱，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甘愿牺牲自身的安乐甚至生死。关羽熟读左传，左传的主题指导思想就是大义精神。大义精神是一种置生死与度外的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的精神境界。古往今来，有多少带兵之将会在战局最不利的时候遣散自己的军队？人人皆有私心，但在紧要关头，才能看到义利之分。仁义之道，不在嘴上，而在行为上。
关羽与荆州士民关系是怎样的？
关羽原来是与诸葛亮一起镇守荆州，建安十七年，刘备入川不利，失了庞统，于是急调诸葛亮进川辅佐，关羽于是独自镇守荆州，共约七年。
荆州是魏蜀吴三个政权的交集地：地处长江中游地区，北过江可攻宛洛，东顺江可取江东，西逆流可进益州，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当时，曹、刘、孙三分荆州，相互接壤，摩擦不断，防守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斗争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关羽在长达七年的时间内守住了荆州，巩固了蜀汉这个至关重要的根据地，刘备才有可能西取益州、攻占汉中，成为三分天下的一方。没有关羽守荆州，就不会有刘备向西发展的成功，也不会有以后蜀汉政权的建立。
关羽守荆州始终坚持内树恩信，外强防务的办法，使得魏和吴都不敢轻易窥伺。
在荆州政务治理上，荆州军政要务秩序井然，政通人和、局面稳定。《三国志陆逊传》中记载，“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关羽“善待卒伍，有国士之风”。曹魏谋士程昱评价关羽“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著。”
且在《三国志关羽传》中也有零星片段记载关羽与荆州军士的融洽情形：关羽得知马超入川时，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谓马超可与张飞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在关羽刮骨疗毒时，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於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三国志》对于关羽的记述本就简略，但几段故事都有关羽与宾客、诸将一起其乐融融的记录。可知关羽与荆州军士以及民众还是很融洽的。
在防务上，关羽巩固城防，修筑江陵城，将其建成内外套城，城墙外有护城河。在长江沿岸设置了沿江观察哨所，史称为“屯候”，以监控江面及吴军的动向，保持信息传递通道。
随军司马王甫曾问关公：“今东吴吕蒙屯兵陆口，常有吞并荆州之意，倘率兵径取荆州，如之奈何？”，关羽回答：“吾亦念及此。汝便可提调此事：去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选高阜处置一烽火台，每台用五十军守之。倘吴兵渡江，夜则明火，昼则举烟为号。吾当亲往击之。”关羽的严密布署得到了远在益州的刘备肯定：“忽又探马到来，报说关公于江边多设墩台，提防甚密，万无一失。因此玄德放心”。
关羽在荆州军政事务上的举措，充分显示出他作为三国名将的英雄本色，关羽镇守荆州，威名大振，实至名归，功绩卓著。关羽东和孙权做到了既联盟又对峙，刚柔并济，使得孙权一直不敢觊觎。北抗曹魏击退曹军多次进犯，保障了荆州多年的稳定局面，使荆州民众能休养生息，为刘备西取益州，兴复汉室囤聚了基础。
关羽与荆州士民融洽和谐，出现糜芳傅士仁的背叛，是因糜芳傅士仁自身行为所致：一是因糜芳傅士仁自身疏忽职守，害怕关羽治罪，二是因糜芳“私好携贰”，所以不被性情刚直正义的关羽喜爱也理所必然，三是糜芳身为刘备妻子的亲弟弟，负守城重托，却开关降敌，不只是与关羽个人不睦那么简单，更多的还是个人道德品格的原因。
蜀汉名臣杨戏在《季汉辅臣赞》中评价糜芳傅士仁：“古之奔臣，礼有来逼，怨兴司官，不顾大德。靡自匡救，倍成奔北，自绝于人，作笑二国。”
与之二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荆襄之士在此期间的忠义表现。
如廖化，襄阳人。廖化曾为关羽主簿，关羽败亡后归入孙吴，用诈死之计回归蜀汉。
如习珍，襄阳人。关羽北伐中原时，习珍留守零陵，后吕蒙白衣渡江，为孙权袭杀关羽。荆州各郡陆续降于东吴，只有习珍在零陵孤军抗击。孙权派使者前来招降，习珍大义凛然地说："请回去告诉碧眼儿，我宁做汉鬼，不做吴臣！"最后因粮绝，援兵不到，拔剑自杀报国。
廖化，襄阳人；习珍，襄阳人。糜芳，东海朐县人，傅士仁，广阳人。
且关羽遇害之后，刘备准备讨伐东吴，除诸葛亮、赵云、及少数益州官吏劝阻外，无荆襄人士进行劝阻。即使到蜀汉灭亡，荆襄之士宁愿投降晋国，也再无一人投降吴国。可想而知关羽在荆襄军士的威望之高，口碑之好。
所以，关羽失荆州既非因大意，也非失人心。而是在孙权吕蒙偷袭据城下，在糜芳傅士仁开关投降下，在面对荆州士民被绑架的情形下，关羽大义参天，舍己救民，实现了从小义到大义，从刘关张的情义，到挂印封金的信义，到一心一意的忠义，到恩施惠民的仁义，到舍身取义成全万民的大节大义，一步步完美地展现了中华民族道德范畴的“义”的精髓。
关羽虽然大义失荆州，被俘临沮，大义归天，但是其人格魅力，精神品德却一直在荆襄之地流传，并蔓延全国，为关公文化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关公文化彭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