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5日，《人民日报》第二十版集中发了五篇文章，说的都是天价彩礼的问题。天价彩礼这种现象在近十年来一直存在，但彩礼作为一个独立因素被主流媒体报道可能是2014年焦点访谈上对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人市的报道。在古时候，文明和经济均不发达的地区，会有人市，给人头上插根草，然后买家卖家买定离手。但是，2014年的甘肃出现人市，而且这个人市经过几年发展已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市场环境，里面有牵线谈钱的，有买家也有卖家，而且有默认的市场价格等等，俨然是个发展成熟的市场。焦点访谈将这个具有代表意义的“人市”报道后，全国开始关注针对婚姻的市场，直到今天，《人民日报》将“人市”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彩礼”单独提出来讨论。在这里，可以看出媒体介入后的精细化，但是，也相当程度反映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潜在问题上的后知后觉。
当天价彩礼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的时候，很多专家学者也出来说道。专家学者在业已形成的思维逻辑上去探讨彩礼形成的历史经过，各个时期彩礼的状况，彩礼的货币形式，彩礼在新婚夫妻关系中起到的作用等等。但是，正如大多数学者专家所做的事情，他们在论述了很多的历史现象后，并未就彩礼形成的社会现实因素进行说明，也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我觉得，这种犬儒主义的论述不要也罢。这种论述不停的占据着主流媒体的面子，却无法给社会撑起里子。当然，这是学界见怪不怪的风气，头头是道的大家并非关心大家的人。
我嘴上没毛，办事或许不牢靠。我希望通过观察到的东西对这个现象进行简单分析。在近几年，我喜欢打听别人婚事中的彩礼，尤其喜欢的是到一些偏远地区看看真实情况。在很多偏远地区，彩礼的数额确实很大，对于一个农户来说，可能人均年收入2000元左右的地区，订婚时男方给女方的彩礼在18万左右，这是个市场的行价。而且，这种现象在经济和文化愈加落后的地区表现的越加突出。在三线城市，对于一个一般的家庭来说，供给儿女上大学至少要10万，儿女毕业后找工作又得花钱，工作后男方结婚一般的条件是有房有车，最次也要有房。按照底线折算，一个普通家庭，生了个儿子，也就意味着你已经预支了200万给他。但是，200万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或者城市家庭来说，或许是几代人辛苦攒下来的钱。这就是现实的状况，我的列举连天价彩礼所引发的百分之一都没有说到。可是，我觉得已经够残酷了。
那么，这种天价彩礼到底是怎么来的？我想的比较简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提出了“异化”问题，他很担心在经济科技等等的逐步发展中人会异化，人的社会功能会被其他的功能完全取代。我从这个切入点看天价彩礼，彩礼所直接联系的对象是男方和女方，这是以后会成为夫妻的人。那么，作为男方和女方这两个独立的人，女方的价值就是彩礼的价值，男方的价值就是自己的彩礼减去女方陪嫁的钱，在这个婚姻关系刚刚开始的时候，男女的价值就是这么大。这种现象是什么产生的，我觉得自从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后，并未曾真正的去关注人文环境的培植和传承。在近20年的时间里，人们开始用货币衡量人的价值，甚至于叫骂的口语中都时常出现“你值几个钱”之类的话。这就是中国70、80、90年代三代人的整体异化，人本身是没有功能和价值的，这三代人的集体观念里已经将货币作为人来看待了。我想在这三代人中，如若你愿意统计，不难用数字看出钱重要还是人重要。
这两年，国家开始从制度、法律层面关注一些文化问题，无论是对当下乡贤的重视还是对传统礼仪的复归甚至到立法，这些都是好的兆头。但是，这些行为本身就说明了上述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我的担忧不在此，我担心的是，对于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并不是你给多少钱能够解决问题，也不是你大力推进城镇化能够解决问题的。我们知道，文化本身有其滞后性，当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就会有长时间的稳定性及不可更改性。天价彩礼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征，它一方面象征了货币和人价值的等同，当然，这始作俑者是马克思。同时，它也象征着在天价彩礼生存的文化土壤的顽固性和长久性。说实话，我对于天价彩礼会在十几年内消失根本不报任何希望，首先，作为一种民间约定俗称的事情，政府的干扰不可能太大，而且政府在公共领域行使职权，这是个介乎公共和私人之间的灰色地带。对于各级政府来说，或许触摸起来会烫手，短期内不会有领导人闲着没事干吃这个山芋；其次，作为一种文化，它有自己的约束力，而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几乎变成了强有力的民间信仰，被很多的尚未认识到人的价值的人所信奉；第三，对于很多个体来说，形式上的“人市”或许不存在，但是，心里上的“人市”存在。在一些较为落后的地区，出嫁女儿的目的不是为了女儿的幸福，而是要换取更多的钱财；娶媳妇的目的也没有那么崇高，而是找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
鲁迅先生在《祝福》里面描写的祥林嫂以及鲁庄里的事情，在现在那些事情远远没有消失，只是转变了一种存在状态继续上演。现在的社会，并不缺乏祥林嫂、鲁四老爷等等的人物，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尚且不如。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个最差的时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