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周书·毕命》：道洽政治，泽润生民。意思是教化融洽了，政事得到治理，就如同春风化雨般福泽民众。但政治又何尝不是一把刀。
商鞅变法，使秦崛起，秦最终“一扫六合”并“一统天下”。可悲商鞅，最终落了个“功成身败”。
公元前362年，商鞅入秦，向秦孝公上书《治秦九论》，经“立木取信”后，开始大刀阔斧实施新政。一年后，太子触法，商鞅“刑其傅公子虔”，从而“秦人皆趋令”，“秦民大悦”。
公元前338年，孝公去世，秦惠王即位。公子虔随即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并五马分其尸。
昨天，在头条号内发表《秦孝公禅位商鞅，“辞不受”背后有隐情》一文，引起“秦迷”关注。有网友跟帖称，孝公禅位是帝王之术。我赞同这个观点。其实孝公“禅位”，不过是“车裂商君”的序幕而已。
下面，我们从“孝公禅位”、“公子虔告发”、“惠王车裂之”三个环节，分析这一帝王之术的可能性。
首先，我们说孝公禅位。《战国策》称，公元前338年，孝公“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但，当时诸侯各国，都是“子承君位”，并未禅让先例。战国唯一的一次“燕王禅位”，也在此之后20年。
所以，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及君位继承制度，孝公禅位是假，试探商鞅的政治底线，才是真。纵观古今中外，自古江山只有争斗，哪有禅让之礼啊？
接下来，我们再看“公子虔告发”。前346年，公子虔代太子受刑，“闭门八年，孝公卒，太子立”。
惠王继位不久，公子虔作为“变法反对派“的代表以“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为由，告发商鞅谋反，“秦遂杀商鞅，灭其家”。
这里有两个有意思的细节，其一是公子虔告商君，史书直接说“诬告商鞅欲反”，可见，公子虔的告发，并不被史家接受；其二是既然公子虔作为“变法反对派”代表，那为什么“反对派”在与商君斗争中，明显大获全胜，商君之法却在秦“其法不灭”？
只能说明一点，惠王灭的不是法，而是人。由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公子虔告发商鞅，实为孝公临终前的有意安排，因为只有公子虔的告发，才更具迷惑性——对于商君，这不是秦王“国仇”，这只是公子虔“家恨”。公子虔又一次为秦国背了黑锅。
最后，我们再看秦人反应。《战国策》记载，“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细节。《史记》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悦”，李斯也称“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富，国以富强，百姓乐用”。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商鞅之法是“秦民大悦”、“百姓乐用”，为什么“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呢？这只有一种可能——当时的秦王室，极有可能启动了“舆论引导”功能，一味宣扬商鞅谋反，从而激发民众对商鞅的仇恨，这种社会舆论氛围，是政治的需要。
难怪，商鞅在走投无路之时，发出了“作法自缚”的感慨。彼时的商君，一定很欣慰，因为孝公已经参透了他的“霸道”之道。死于自己的“霸道”之道下，他是该欣慰？还是无奈的更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