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跟佛教传入相印证的历史事件是张骞出使西域，我们有理由相信早期的外国僧人是通过丝绸之路往返于大月氏国与前汉之间，他们带来的梵文典籍和诵经佛礼是中国佛教的原始奠基。一般认为作为外来文化的浮屠，一定会收到固有文化的排斥，尤其是以中华自居的华夏民族，历来有“夷夏之防”的文化传统。可是在查询资料时，却惊奇的发现，除了《法本内传》罔顾事实的认为佛教来华遭到了道士的极力反对之外，并无其他排斥外来文化的记录。汉明帝时期道教尚未形成宗教形式的团体，书中记载的华山派道士跟僧人斗法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在汉明帝时期。
《后汉书》记载了楚王英晚年喜好黄老学说，又学浮屠斋戒祭祀。汉桓帝在皇宫当中立黄老祠和浮屠祠。《魏略》的作者，《后汉书》的作者，均对黄老与浮屠的异曲同工进行了肯定的评价。他们认为佛教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可以说当时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普遍的认为浮屠与黄老有相通之处，而乐于接受外来文化。这也是不少读书人，加入了翻译佛经行列的根本原因。
或许是在谶纬学和神仙学大行其道的汉代，人们对从事神秘工作者，有着另外一套见解。大胡子高鼻梁的光头比起传说中的巫祝并不会怪异到哪里去，焚香诵经仪式与登坛念咒画符治病也仅仅是形式上的不同。也或许是早期的传教者“刻意”的求同存异，使浮屠等同于黄帝、老子一般的人物。帝王将浮屠与黄老同祭祀，知识阶层讲佛教与道经通注解，民间则认为僧人是近似巫师、方士的一种职业。自上而下地表达出一种对外来文化的大度包容和欣然接受。这也是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
老子化胡这种说法起源于后汉，襄楷给汉桓帝上书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这是能查到最早的说法，这个“或”字代表了，道听途说无以考证的说辞。或许这是汉桓帝同时祭祀黄老与浮屠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这种说法在三国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鱼豢说：“浮屠所载与中国 《 老 子 经 》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佛浮屠”。这种说法肯定了《浮屠经》与《道德经》直接的义理关系，并且化身为释迦牟尼教化弟子，也有观点认为并非老子化身为释迦，而是收释迦等二十九人为徒。换言之，这种说法提倡“释道同源”，佛教似乎成了道教的分支旁脉。这时的佛道两教均形成了一定影响力的宗教团体。
佛道之间的矛盾是在宗教团体形成之后，才逐渐产生的。西晋时期日益激烈，集中的体现在玄门道士王浮与沙门和尚帛远之间的辩论，二人对两教的正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根据《高僧传》的记载，王浮每次辩论每次输，于是结合历史上的老子化胡的传说加上个人引申，创作了《老子化胡经》来诽谤佛教，并借此抬高道教地位。释法琳的《辨正论 》说王浮改换 《西域传 》为《化佛经 》，每次遇到人都喜欢说老聃教化浮屠，佛教源于老聃。这本书在隋唐之前的六朝时期流传颇广。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老子化胡经》的成书以及写作动机的说辞，均是由佛教徒单方面提供的。在官方学者，儒林士子中并无相关记载。书中的老子见浮屠一节中“我生何以晚”与“佛生何以晚”在不同的版本中，有着不同的说辞。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本书确是崇道谤佛之作，由此引发了诸多官司。唐高宗时期，就《化胡经》真伪进行讨论，并救令收集伪本于一处进行焚烧。唐中宗时期禁《化胡经》。宋真宗时期下令废除两教冲突之经文。元代又进行了系统的伪道经销毁活动，并立碑记录，第一列便是《老子化胡经，王浮撰》，从此以后此书销声匿迹，明代的《道藏》和《续道藏》均未录。清代帝国主义入侵，掠夺敦煌宝藏，才使残卷重出人间，不幸的是大部分残卷至今仍然流落海外。
法国学者在敦煌不同版本的《化胡经》中发现，除了教化浮屠之外，老子更是集齐了三教之主。《老子化胡经》或许最初只有一卷，《佛祖统纪》卷补注说：“ 其文本为一卷之本”，晃公武说是有10卷，今《大正藏》所录的分别是卷一和卷十。敦煌本未必是最终定本，但他的结构和内容相对完成，老子即是道教祖师，又是儒教孔圣之师，还是佛教释迦之师。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唐代传入的摩尼教，居然也奉老子为师。老子由是从总摄一切法门的三教教主，成了四教教主。
笔者以为信仰是分等级的，可按如下归类：高级的信仰：察圣人心，谋圣人未竟之志。中级的信仰：尊圣人言，传圣人语。低级的信仰：给圣人贴金，为圣人护法。过分的赞扬，并不利于传承圣人言行。小孩子都知道，撒谎之后要有一系列的圆谎说辞才能自圆其说。于是在《老子化胡经》之后，又伪造出了《玄妙内篇》《出塞记》《关令尹喜传》《文始内传》《老君开天经》等经书来自圆其说，这种现象无独有偶。
佛教这边也并没有闲着，他们曾有针对性地提出三圣东行说和宝应声菩萨、宝吉祥菩萨化为伏羲、女娲说来抗衡道教的老子化胡说。因为这种伪劣的技术并没有广泛的流传，人们并不是很清楚“三圣”到底是哪三位，刘宋时期的僧愍在《戎华论析顾道士(夷夏论)》中首次出现了大士迦叶是老子的说法。到了北周时期，顺着撒谎要圆谎的思路，道安在《二教论中》明确的表示了：“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光净菩萨，彼称颜回，摩诃迦叶，彼称老子”。而在梁武帝时期，又出现了三圣就是周公、老子、孔子的说辞，很显然这是没有对外统一口径而导致的供词漏洞。
如果我们说六朝的争议点是祖师爷的名位座次的话，宋元明清的争议就愈加复杂了。有僧人侵占名山道观毁道教祖师像而树立佛像之实录，也有全真道霸占和尚庙宇改为道场之记载。孰是孰非孰之过也？老子和释迦的问题，源于两遍都很模糊的记载，司马迁并不知道老聃准确的生卒年月，有关老聃是生平记事，在正史中采用了“或曰”、“莫知所踪”的言辞。印度这边向来没有准确记录历史年月的习惯，释迦的生卒还是靠中印之间古代的交流大事记进行推算出来的，更加不确。二人的先后问题即使在当今要确切的考据出来绝非易事，更别说交通通讯落后的古代了。
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客观的认识历史，传承圣人智慧远比替圣人贴金更为重要。历史是客观发展的，不会因为过度的吹捧，而使先祖更加光彩。但是却会因为后辈的谎言和不断圆谎使后人变得更加虚伪，这绝不是先哲的教诲。盲目的去维护一些虚无的名分，不如切实的考究学问，探寻原本存在过的真实。以圣人之名，排除他教；以卫道之名，排斥异己。只会令旁观者觉得这么学说所塑造出来的人格偏激狭隘，毫无容人之量，平白无故的降低外人对教派的评价。客观的认识历史问题，公允的予以评价，是非对错实事求是，“先求一真，再成其善”才是传承文化的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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