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亲爱的的学兄，大家晚上好，今天是10月18日，与大家分享《大道至拙-曾国藩与中国式领导力》宫玉振教授著作。
大道至拙：
---以理念而非权谋为核心的领导力
不少人心中的曾国落，往往是“权谋”的形象。曾国藩因此也成为官场权谋的代名词。事实上，曾国落领导力的核心，并非权谋，而是理念。
曾国落并非天资聪明之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即书呆子。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铁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他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当时的杰出人物中，被认为是最笨的一个。
曾国落对自己也很有自知之明，他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自问仅一愚人”。曾国落在给家里写信时也说，“吾兄弟天分均不甚高明”，我们兄弟的天资都不高。他曾以读书、做事为例，“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我性格鲁钝，别人一眼就能读两三行，而我却用尽全力却读不完一行；别人立刻就能办好的事情，而我却犹豫半天也不能了结。曾国落的作战指挥也是如此，“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费诈而余太直”。行军打仗本来就不是我的强项，因为打仗贵在出奇制胜，而我过于平淡；打仗贵在权谋变诈，而我过于直接。
曾国落的这些特点，同以聪明和才略而著称的胡林翼和左宗棠相比，确实是非常钝拙的。然而曾国藩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恰恰因此而发展出了一套“困勉”、“拙诚”的工夫。所谓的“困勉”，就是一步步从艰苦中勉力做出。曾国藩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入处。”我天资愚钝柔弱，除了困知勉行之外，别无下手之处。所谓的“拙诚”，就是不存投机取巧之心。他认为“天道忌巧”，他相信“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梁启超认为曾国落的成功，恰恰就是这个困勉拙诚的工夫，“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铁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民国学者萧一山也说曾国落“不尚机权，惟务质实”，这是曾国落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他一生得力之处。
在我们今天来看，曾国藩的领导力中，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但其大体，却是以卫道为激励之本、以纯朴为用人之本、以推减为驭将之本、以耐烦为治心之本、以包容为处世之本、以大局为决策之本、以勤实为治事之本、以力行为修身之本。而其核心，则是“忠义血性”的理念。
曾国落是以书生从我，他所面临的环境非常险恶。一方面是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曾国落所处的时代，又正是封建王朝的末世。整个统治集团中，官更读法贪冒，柔靡浮滑；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求。流波所及，军队之中，将帅贪续平庸，士牵望敌而走。用曾国著的说法，这些人都已经丧尽天良了。
在曾国落看来，可怕的不是太平军的造反，而是人心的陷源、人欲的横流。军事的失败只是一种表象，它的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遗，“无兵不足深忧，无饰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搬利不先，进义恐后，忠锁默欧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没有兵不必要深忧，没有的不值得痛哭。唯独放眼向这个世界看去，竟然很难找到一个见了有利可图的事情不奋勇争先、见了急公好义的事情唯恐落人之后的人。这是真正令人深深叹息的现象啊！
要扭转这种局面，全在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社会的关键，就在于一两个领导者的价值追求往哪个方向而已。这一两个人追求大义，那么众人就会与之一起追求大义；这一两个人追求私利，那么众人就会与之一起追求私利。
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激发天良，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精神，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刚毅，以“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投身于挽狂澜于既倒的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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