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类型之一，其在世界文化史上长久的闪耀着自己的光芒。西方文化是以古希腊文化为主要源流的，人们通常认为，古希腊文化、基督教精神和科学观念是西方文化最为重要的精神。中西文化具有大体一致的元素，又有各自的侧重点和特点。关于中西文化的异同，已有很多学者从不同层面探讨过了，如研究者徐波在参照徐行言所提的关于中西文化基本精神的要点，从西方的人文传统与科学精神、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中庸和开拓精神，内向性和开放性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分析。总体来说，西方文化精神是崇尚理性的，其基本精神分别是：天人相分，具有外向性，崇尚英雄，等。而中国的文化相对于西方来说属于感性或者抽象的，其基本文化精神是：天人合一，内向性，崇忠尚孝，等。当然，除此之外中西文化精神还有各自的其他特点。泰勒在《原始文化》中给文化下的定义是：“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①由于文化所包括的内涵和外延都很广，在此，本文仅将从文学活动出发，结合以上几个方面，对中西方文化精神的不同进行较清晰的阐释。

1.“天人相分”和“天人合一”

西方的文化精神是“天人相分”，中国的文化精神是“天人合一”，两种不一样的思维模式，造成了中西文化的不同。“这里的‘天’，并非仅只天地意义上的‘天’,而是泛指相对于人的客观世界，即包括自然物和自然法则，也包括诸如命、机遇等外在力量，甚至包括人们观念中的神灵。所谓天人关系，也就是指主体与客体的关系。”②这两种不一样的文化精神，在文学活动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首先，先从中国文学活动来分析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天人合一，顾名思义就是指自然界与精神的统一，其在文学活动中体现为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从中国文学活动中的“意境论”来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的一开篇就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者则自成高格。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①这里所说的境界可以理解为诗词作家通过主观把握而创造出了艺术，它不是单纯的景。而是情和景的交融，也就是追求主观和客观的统一。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被王国维评价说：“寥寥数语，深的唐人绝句妙境。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为此也”，在这首小令里，情景交融是一大特色，作者运用寄情于物的手法，借一副凄凉萧瑟的深秋晚景的描绘，来表达游子身在异乡的孤独寂寞的心情和思乡的情怀，把抽象的情感投入的具体的形象，情和景相融合，使人如身临其境。这种一切景语皆情语的写法，把主观和客观融合在一起。在表现主观感情的时候，中国的诗词往往寄托于物，寓情于景，因此虽然讲求主观和客观的统一，相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更倾向于主观感情的抒发，而这种主观感情的抒发又往往以客观现实为依托，也就是中国的诗词创作中，作者并不把自我和外物分开，在看待外物时并不把它当做一种对象化的东西，主张自我和外物的融合，追求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无论是诗词的创作，还是在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创作过程中，中国的作者倾向于把主观感情与客观世界相协调，仅从上面对意境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在中国的文学中，体现了中国讲求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而在西方，其思维模式是天人相分的，其意思就是西方人用一种对象化的眼光来看待外物，把他看做客观世界，没有和客观世界融为一体。在此，以西方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为例来分析其中天人相分的文化精神。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奠基者，他在《诗学》中提出了文艺是人的行动的摹仿，他在明确文艺摹仿的对象时，把其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他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也就进一步肯定了文艺摹仿的真实性，并不像中国文学那样倾向于主观感情的抒发，而是要求反映世界本身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也就是要体现内在的本质和规律，因此他肯定了文艺的真实性，也初步建立了典型说。到19世纪，现实主义成为欧美文学的主流，在艺术特征上，现实主义追寻的是艺术的真实模式，强调客观地反映生活，认为作家应该“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反映生活”，著名的作家福楼拜和巴尔扎克都是追求细节真实的典型。虽然有这种客观的反映生活的创作理念，但在创作过程中，很多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还是融入了作家的内心体验，评价等等，因此他们在创作过程中是主张隐退自我，却又不至于丧失自我。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中，追求的是天人相分，它也遵循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但其更注重客观和对客观世界的再现。并不追求自我和客观世界融为一体。因此，在西方的文学活动中，天人相分是其基本文化精神之一。2. 内向性和外向性

中国不但疆域辽阔，而且地理位置比较优越，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都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中国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以及以血缘关系为依托的宗法制度，形成了典型的大陆文化。也使中华民族有了内向性的民族心态，使中国人关注自我道德的修养，自我人格的完善。而与中国相反，西方的文化依托于海洋，由于其没有中国那样优越的自然环境，并不能实现自给自足，因此要实现发展就必须进行商业贸易，因此商业性开放的社会，形成了西方外向性的民族心态。这两种不一样的文化精神。在文学活动中也得到了体现。在《论语》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体现了儒家在修身中自我反省的重要性。道家比起儒家更注重内而轻外，老子就很注重内心的真诚淳朴，庄子更是认为美在精神，而不再外形。关于中国注重内心价值，提倡正心修身，追求道德自我的完善的例子还很多。总之，中国重内的文化精神使得作家更注重内轻外，注重神美而轻外形的，虽然也有注重外在的比如说陆机就是注重文采的，但他仍然不忽视内在的神韵。中国文学艺术所追求的美是，内在的神韵和性灵，人格气质，而不计较外在的文采和形体。因此这种审美观点正好体现了中国内向性的文化精神。在西方，人们所关注的不是人内在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的完善，而更多的是对客观世界的构成，自然万物的形式，存在等问题。由于他们最关心的是外在世界，因此不注重神韵和性灵，更为注重对客观现实的摹仿。“亚里士多德在看待文艺问题时，主要的从科学出发，要求一切都有一个理性的解释，所以抛开了过去的一些神秘观念，”众所周知，古希腊的三大悲剧家，在创作悲剧时都和命运的主题相挂钩，呈现了从相信命运到摆脱命运的的变化，而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悲剧时不谈命运，他认为悲剧是摹仿的艺术，是对行动的摹仿，注重的是客观世界的再现。因此古希腊文学艺术的本质，并不像中国的文学艺术本质那样，是内在品质和规律的外化，他注重的是对客观对象的摹仿。是开放性的，其在文化的接受问题上也体现了这个问题，其对外在世界是一种敞开的态度，善于吸收，并不像中国的的文化心态一样是一种重内省轻开拓的。所以在西方的文学活动中，不难看出西方外向性的文化精神。

3. 崇忠善孝和崇尚英雄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两家思想为主干的，是一种伦理本位文化。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上，更为注重道德修养。这种过分的强调道德的作用，重人伦轻自然，强调个人的义务和道德人格的独立性的倾向，使得中国人长期把忠孝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或目标，体现了中国人崇忠善孝的精神。这一精神在文学活动中也是得到体现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三国演义》的创作，纵观整本三国演义，我们不难发现其对刘氏血脉持有了相对拥护的态度，为什么会对刘氏持有相对拥护的态度呢？因为汉朝是刘氏的，如果要是别的姓氏觊觎刘氏的江山，那么就算他是英雄也得不到认可，曹操就是个例子，在《三国演义》中，他被认为是“奸绝”，因此曹操的形象因为不符合儒家的要求，成了三国的反面，而“忠绝”的关羽却成了诗人膜拜的英雄，不是因为他的英雄气概，聪明才智，而是因为他的忠。从这里，可以看出崇忠善孝的精神，影响到了文学作品的创作。另外很多古诗词的创作，都在表达着一种崇忠善孝的精神，例如陆游就是一个写爱国诗很多的诗人，他的“王师百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就是一种追求忠的表现，诸葛亮的《出师表》，杜甫的《春望》，杜牧的《泊秦淮》等都表达了对忠的追求，即便是表示对时政不满的诗作，都没有更多的表现出要对不合理的时政进行反抗。而更多的还是表现出要忠心与国家，希望还能为国效力。因此，中国文化对忠和孝的追求，对文学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忠孝是道德人格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因此在文学活动中，作者创作时，在创作内容，形式上或多或少的会受到忠孝思想的影响。在西方，卡莱尔说“只要有人存在，英雄崇拜就会永远存在”，英雄崇拜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中国也有英雄崇拜，但他注重是道德的楷模，如关羽那样。而西方的英雄崇拜倾向于建功立业，在意人对历史的创造。而西方的这种英雄崇拜，出现在文学活动中，就是在文学作品中对英雄的崇拜和赞扬。《荷马史诗》就是一部能体现英雄崇拜的作品，在史诗中他塑造了很多的英雄。比如阿喀流金，他不是一个有着道德楷模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着英雄气概，武艺超群，却又着人类所具有的弱点的或者说本性的英雄，但在西方人眼里这是他的美德，英雄就是有力的代表。因此，这种英雄崇拜对文学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在中世纪出现的英雄史诗。

结语

关于中西文化精神，还有者其他方面，再此仅对以上三个方面进行阐释，文学活动是一种精神活动，所以在文学活动过程中作家的创作，读者的阅读或者是评价，都或多或少的体现着本民族的文化精神。中国天人合一、内向性以及崇忠尚孝的精神，使得中国在文学活动过程中，偏重主客体融为一体；注重对内心道德修养的抒发；受到忠和孝的思想的影响，在创作的内容上，对忠和孝进行了赞扬。而西方天人相分、外向性、崇拜英雄的文化精神，使得西方的文学活动主张以冷静的态度对客观现实进行描写，回避自我，但不丢掉自我；注重外物的形式，较不注重对自我人格完善的抒发；对英雄进行赞扬，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我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