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田打电话来告诉我：我要回老家了，过完年就不回来了。
老田是我发小，专科毕业后漂在北京，与女友合租在东五环外的一间主卧。微薄收入与高昂房价之间的反差似乎并没有影响小两口恬淡幸福的蜗居的生活，俩人还盘算着过完春节回来租一套一居室，也算是改善下生活。
谁知就在年前，老田的父母终于决定不再忍耐年近三十的儿子在异乡漂泊无着的生活，先是棒打鸳鸯，后是以死相逼，最终一张车票，断了老田与北京五年的缘分。
晚上，我请老田吃饭，算是为他送行。喝到微醺处，他倚着窗外的缤纷夜色，苦笑着和我说：兄弟，我真以为我能在这躲上一辈子。
是的，他说了“躲”
“兄弟，不怕你笑话，我来北京从来都不是为了什么梦想。你知道的，我从小成绩就不好，老师、同学、邻居没谁看得起我。这些年我在北京虽然过得苦，但是老家那些人谁也不敢说我混得不好——万一有一天我在这发财了呢。可是我一旦回去了，我一辈子也就是这样了，就永远都是那个被人瞧不起的人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他逃来这里或许从没想过要赢——他只是不想输。
我很想向开导别人那样，用诸如“不要为别人活着”之类的话宽慰他，但那一刻我只能转头和他一起看着窗外，默默呷了一口啤酒，
路灯下，夜跑的人匆匆飘过。
（二）
去年十月，一个临近毕业的师弟来单位找我聊天。
和老田不同，师弟求学顺利，在京某211高校读完本科和硕士。无奈在“金九银十”求职季中屡屡遭遇不顺，满腹焦虑，夜夜失眠。
聊天中得知，他其实已经收到了几家企业的offer，待遇也还过得去。但他迟迟没有接受是在纠结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是这几家企业无法解决的：北京户口。
我在一旁宽慰他，劝他慢慢来，即使没有户口也别太在意，实在不行回老家去也未尝不可。他却苦笑着说：“师兄，我回不去了。”
后来得知，他从小家里就很困难，成长的岁月里看惯了身边嫌贫爱富和趋炎附势，这一切终于在他考上大学那年发生了变化，用他自己的话说“邻居看我爸妈的眼神都不一样了”。七年后，当他走出校园庇佑的时候才猛然发现：原来“翻身”只是一种假象——除非在北京安家落户。毕竟在我们老家那种地方，所谓“有出息”的工作多少都要上下打点。对于他父母那样无权无势的下岗工人而言，简直是奢望。
“如果我回去了，我们全家又要回到从前，所以哪怕在北京摆地摊我也不回去！”
“我回不去了”，让人莫名的辛酸。
（三）
对于一些人，北京注定是他们的半生缘：有人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后半生；而有人来这里，却是为了躲开前半生。
他们有的如老田，没有好的教育背景，家里也没有好的经济条件，他们在这里做着月薪5K左右的工作，和别人合租郊区的房子，每天乘地铁往返，踏星月来回，为的恰恰是远离对命运的遏止，让自己时间重新开始；有的如那位师弟，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未来充满期待，拼尽全力留下，为的恰恰也是一份“忘记曾经”的执念。
对他们来说，故乡从来都不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字眼。哪怕在凌晨的燕郊醒来时、在深夜的公交车上昏睡时，他们也不曾怀念故乡的袅袅炊烟和岁月静好。
事实上，相比起快节奏的生活、高不可攀的房价、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们更感到恐惧的是故乡逐渐消失的村落、板结的价值标准和荒芜的精神生活。
而所有这些的残酷之处在于：让年轻人过早地接受命运。
当命运猝不及防，连车子、房子、日子竟也显得那样不堪思量。
如今，当媒体习惯性地为来到这所城市的年轻人打上“青春”“奋斗”“梦想”之类的标签，却往往会忽略他们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把青春像仅有的口粮一样带在身上，只身北上逃荒。他们从没想过将自己短暂的青春兑现为所谓的梦想——即便他们有梦想，或许就只是过一种不被“故乡”所打扰的生活。
（四）
还记得读研时一个老家的朋友还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兄弟，我今年相亲看上两个女孩，一个工作特好（公务员），一个家境特好，真不知怎么选呀。这个问题放到现在他一定不会纠结了：能谋到一个好差事的年轻人，家境一定差不到哪去。
李安的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只有离开故土，才能茁壮成长。但并非所有的背井离乡都有“孩儿立志出乡关”的快意豪情，还有一些人面对故乡日益破碎甚至狰狞的面孔，放弃抗争，选择逃亡。
在这片土地，有多少城镇乡野，正用无孔不入的势利、无处不在的拼爹驱赶着无数年轻人无处安放的青春。这些孩子远离故土，为了逃离封闭狭隘的价值体系和顽固复杂的关系网络，远离那些“易子而仕”“举贤不避亲”的官僚，远离那些“我踢过球、修过车、炒过菜、直过播，最后继承我爸遗产才有的今天”的同学，逃到异乡，过起一种不被这些异化的价值审视和打量的平静生活。
是的，只有在北京，他们才不用“假装”生活。
（五）
熊培云先生在《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中写过这样一首诗：
“在自己的祖国，寻找祖国；在祖先的土地，流浪四方
只有哄堂大笑，没有热泪盈眶。手无寸铁的人，学会了铁石心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