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反哺”：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文化反哺”，是南京大学周晓虹教授提出来的一个著名概念，指的是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中，传统的代际关系发生了颠覆，出现了由年轻一代将文化及其意义传递给年长一代的文化逆传承现象。
周教授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老师，在课堂上聆听他的娓娓道来又高屋建瓴的讲课，是我求学期间难得的智识享受，个人也从中受益匪浅。20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教授的著作——《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一书。近日，该书获得了第五届“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会社会学优秀成果奖”，这是成立与2008年国内专门奖励社会学领域教、学、研优秀成果的重要奖项，每两年评奖一次，获奖者都是在社会学领域做出特定贡献的人，在此衷心地祝贺周老师。
从公开资料看，作为一个概念的“文化反哺”提法，最早出现在1988年。其时，正值改革开放十周年之际。随着中国打开国门，拥抱全球，传统的铁板一块的社会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新现象、新思想、新情感如同潮水般涌现。特别是，国门的打开，让国人看到了母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通过包括影视、迁移、口耳相传等方式投射到个体的认知上。新旧文化、中外文化在彼此接触中相互碰撞、冲突、涵化。其中，由文化差异引发的文化震荡，在代价关系上得到了最为显著的反映。
文化震荡中，保守的父亲与激进的儿子之间的认知与观念差异，几乎成为中国家庭都必须要面临的共性问题。经过短暂的亲子文化震荡的痛苦后，在中国“师夷长技”的赶超型现代化时代洪流的席卷下，对新文化、新知识、新现象更容易接受的子代，成为新时期文化的主角，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代际文化承继中的新形象。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受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时代趋势对传统优势的碾压，在中国的代际文化传承中，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这就是周晓虹教授提出来的“文化反哺”，作为新时代文化代言人的子代，开始以“文化逆传承”的方式，对以父亲为代表的亲代文化进行逆袭。
“文化反哺”式的亲子代际文化“逆传承”，也在大量经验事实中得到了证明。并且，这种文化逆传承，不仅在技术层面可以观察到，如，子代向亲代反向传授电脑知识、讲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新鲜与新奇等，还在思想观念层面可以观察到，即，子代的文化价值、文化倾向与文化立场，开始逐渐地侵蚀甚至取代亲代过去数十年积累、沉淀下来的世界观与认识论。
二、贡献与局限：对“文化反哺”的反思
毋庸置疑，作为一种文化逆传承现象的“文化反哺”，极为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代际文化的新变化与新现象，特别是，通过“文化反哺”，亲代也实现了“开眼看世界”，认识到了自身知识的局限。这无论是对于新时代中国文化的总体更新，还是对于亲代融入世界、拥抱现代文明，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文化反哺”并不是新时代代际文化的全部。全球化与现代化背景下的新旧文化、中西文化、亲子文化的接触与互动，还有其他形态，即，在“逆传承”的“文化反哺”之外，还有亲子间断裂式的文化冲突。事实上，不同文化，无论是在新旧、中西还是在亲子维度上的再融合，其最终结果的形成，隐藏在其背后的是文化权力的较量与战争。
“文化反哺”，并非总是温情脉脉的。相反，作为一种文化权力战争的结果，其在过程中却可能是充满动荡与危险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一种文化，会拱手让出自己的既有地位的。新文化，要想取代旧文化的地位，从来就没有依靠单纯的沟通与说服来实现。正如近现代以来，在文化场中，新文化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与旧文化的艰难斗争才获得的。文化逆传承，本质上是关于文化传承权力的一次反转。子代，获得了对新时代文化现象的定义权与解释权，而亲代却只能选择接受，并通过内卷化的涵化，让自己接受新文化。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反哺”只不过是在代际文化权力关系中的一种结果，是一种较为成功的代际文化互动，尽管其背后或许是亲代满满的委屈与痛苦。在代际文化权力关系中，除了亲代妥协性的对文化逆传承的接受后，同样还存在的是事实就是，亲代与子代在文化权力的斗争上，互不相容，彼此看不惯。这一现象，同样可以在经验层面能够观察得到。如，即使到今天，依然可以看到，特别是受“俄狄浦斯情结”影响，作为父亲的亲代，放弃自己的文化权威，全盘接受子代的文化逆传承，依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三、从“反哺”到“跪乳”：新代际文化关系的再平衡
正如周晓虹教授指出的那样，“文化反哺”是改革开放后新旧、中西、亲子文化震荡的一种现象，是全球化与现代化背景在中国文化场中博弈的一种新景观。作为一种现象的“文化反哺”，在文化剧烈震荡与冲突的改革开放之初，具有极其鲜明的意义。特别是，从代际关系上看，其时亲代的文化成分，主要是源自于建国后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子代的文化，则是“向西看”新文化的信徒。亲代与子代之间，在自身的文化沉淀源头上，具有明显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正是构成文化逆传承的基础。
然而，当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40个年头的时候，改革之初所出现的剧烈文化震荡与冲突，如果不是不复存在的话，那么在烈度与强度上，也是大幅降低。更为重要的是，40年的时间跨度，足够一个新的代际的产生。事实也的确如此。那些在改革之初接受新文化洗礼的，大多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人，而现在，80后、90后已经从曾经的子代转变为亲代了。
新代际的产生，是一个具有典型社会学意义的现象，其影响同样深远。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处于改革开放40年节点上的新代际，早与改革开放之初的旧代际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改革开放之初，亲代与子代，各自所获得的文化，就像泾水和渭水一样分明，来自于不同的源头。而当下，亲代与子代，他们所获得的文化，基本上都来自于同一个源头。亲代与子代文化根底上的同源性，就意味着在当下，“文化反哺”式的逆传承，已经失去了其曾经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文化反哺”的存在，至少需要两个前提：
一是亲代与子代在文化习得上的差异性。目前看，在当下，亲代与子代文化上的差异，已经不是根本性的了，充其量是技术性的。
二是用以逆传承的“反哺”文化具有自身的优越性。这也是在上一代人中，子代之所以能够反哺，而亲代之所以接受“反哺”的根源。放眼当下，子代文化自身的优越性，似乎也无法得到保证。如，近期在以00后为代表的子代中，“王者荣耀”变成了“王者农药”，出现了多起因游戏文化而造成的亲子冲突悲剧。在这里，子代所接受的文化，不但不先进，反而会对自身的身心健康有着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之所以说，“文化反哺”在总体上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就在于其与改革开放的特定时空相关联。“反哺”的基础在于，选择赶超型现代化之路的中国，在国家层面默认了西方文化的相对优越性与先进性。也正是国家层面的默许，才让代表时间文化沉淀向度的亲代文化，败给了代表空间文化入侵的子代文化。
新的时代、新的格局，呼唤新的代际文化关系。尊老爱幼、孝敬父母，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长辈，也其自身的生活经验，为晚辈提供指导，避免其走弯路。这是中国文化中的常态，而“文化反哺”这一文化传承中的插曲，则是一种变态。
作为一种特殊时空背景下的变态现象，是时候退出舞台了，或者至少要将其限制在合理性的限度之内。纵观当下，有多少案例是打着“反哺”的名义，在进行事实上叛逆。在具有同源性的当下亲子代际文化中，“反哺”式的文化逆传承，无论是在重要性还是在紧迫性，都大幅降低。
文化是一个历史传承，而历史传承，则主要靠代际传承来实现。回归常态的代际传承，既必须又合理。在回归常态的代际文化传承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回归文化上的“跪乳”。
《增广贤文》有言曰：“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作为子代，把自己习得的新知识、新技能，反哺给亲代，确实是亲子关系中的应有之义，但绝不是亲子关系中的全部内容。
对于子代来说，对于亲代文化同样要永远保留一颗“跪乳”之恩。之所以“跪乳”，不仅在于亲代传承下来的文化，是个人经验与体验的沉淀与积累，是去粗取精后的再选择，同样，亲代对子代的文化传承，在生物本能上，也是真诚的、无保留的。
以“反哺”来无视“跪乳”，既是对亲代文化的侮辱，也是对亲代情感的亵渎。一个健全的亲子代际文化，理所当然的是“反哺”与“跪乳”共存，特别是在总体上，要以“跪乳”为主，而不是“反哺”旗号下制造出来的代际文化冲突，甚至是子代对亲代的文化挟持。唯如此，才能营造出一个连绵不绝，又不断自我更新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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