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红瑀
在台湾，我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很迷惑，说自己是职业妇女，我又比她们自由许多，将自己定位成家庭主妇也不对，我可是要赚钱养家的。后来，我看朋友几乎清一色是白领丽人，就想大家眼中的我，一定也是蜡烛两头烧的职业妇女。
更精准地说，我们都是人到中年的职业妇女，怎么说到这里，感觉角色越来越不讨喜，好像差不多要退休去跳广场舞的节奏。不可否认，这是大部分人对中年职业女性的既定印象，可是我们偏偏不是这样的大妈。
琳的公司离我的童书店不远，我们俩常常相约工作日的中午一起吃饭聊天。对于还有孩子在校上学的母亲来说，午餐约会是最好的选择，晚上下班则要赶回家煮饭给孩子吃，还要陪他们聊天谈心说说学校的大小事。
琳比我轻松一些，她只有一个女儿，父母还住在附近，所以她下班后去父母家接了孩子回家，只要简单解决自己一个人的晚餐就行。她通常一个人吃晚餐，先生自己在公司吃完再回家，他们夫妻的关系就像室友一样。
对于这样的关系，琳曾经主动想做个了结，想说好聚好散，各自都有份收入不错的工作，而且双方财产原本就独立，每个月都是各自拿出差不多同等份的钱当作家庭日常开销，这样也就没有所谓赡养费和财产分配问题。
想不到她先生不肯放手，宁愿就这样耗着，也不主动改善夫妻之间的关系，反正住在洋房各自在不同楼层，刻意避开的话是可以完全不见面的。琳不想过这样的家庭生活，他们夫妻明显是兴趣不同，勉强在一起不会幸福。
琳跟我分析过先生不放手的原因，很大一部分跟财产有关，因为她是独女，得到父母很多的照顾，连現在住的房子也是她父母给的头期款，在婚前就已经买下来的。这样协议离婚的话，男方拿不走婚前女方就拥有的财产。
而且，琳的学历高，工作收入也高，加上她又有投资的习惯，经济上宽裕可想而知。现在家中的开销，名义上各出一份，基本上大的支出还是由琳拿出来，她也不是那么计较的人，只是她先生想分财产，就说不过去了。
琳知道先生的意图，只能等待先生自己想通放手。现在的她，日子安排得丰富多彩，工作日晚上刚好女儿要上钢琴课的话，她就同时为自己报一个画画班，假日先生在家就把女儿留在家里跟爸爸相处，她独自一人去公园运动或去附近爬山。
不与先生正面冲突，顺其自然去解决夫妻之间的问题，是琳的选择，也是她的智慧。我俩曾就这个问题讨论过，但我们知道没有所谓最佳选择，适合自己和孩子的，就是最好的方式，尤其是孩子在求学阶段，一切以孩子为优先。
像我们这个年纪，孩子差不多都是在读中学甚至将上大学，芬是例外，去年刚生老三，三个孩子跨龄大，从婴儿到初中生都有。虽然她说是意外，敢把这个意外变成事实，还是不得不佩服和恭喜她。
当然，更值得羡慕的是她的幸福。芬是妥妥的名校理工生，拥有聪明而理性的头脑，已经有儿有女的她，冒着高龄产妇的危险也要生下意外的老三，一定是另一半给了她幸福和安全感，这才是最值得高兴的。
芬在新竹科学园区某大电子公司的R＆D部门任职主管，年终光是股票分红就是人家工作十年八年的收入，豪宅和名车都是她出钱买的，先生在大学做教授的收入远不如她。这么优秀的职场高薪主管，也为家庭付出同样的心力。
曾经两次为了陪小孩，留职停薪长达一年，虽然家中有请菲佣帮忙做家事和带小孩，很多事情还是亲力亲为，比如送小孩去学小提琴等兴趣课，或是送小婴儿去打预防针，都是她请假去做这些事情。
芬有机会外派国外分公司，但她为了家庭和孩子，宁愿放弃很多让自己职位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努力在家庭和工作中取得平衡。有时候我跟她通电话，她会跟我说先送小孩上课，一会儿还要回公司开会，当时已经是晚上六点多。
在职场中，夫妻两个同样都是工作忙碌的话，常常女方就不得不迁就男方的工作，就像芬的先生是大学教授，孩子的事情几乎全压在芬的身上，幸好她能力强，也庆幸她的上司可以理解职场母亲的难处。
上班不自由，女性想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需要非常努力。我自己做小生意的，虽然时间是自由的，但忙碌起来也不会比上班轻松，甚至比上班族更忙更累。曾经有段时间，我常常凌晨二、三点才上床睡觉。
虽然开店有点像自由职业，时间由自己定，门市有店员帮忙，我出不出现好像都无所谓，但是，如果想要经营得好，要求自己像职业女性那样上下班和做事情，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就是这样要求自己，书商和客户对我的信任感才会强。
既然我这个生意人做得像职业妇女，家庭和工作两忙是难免的。无论是书商还是客户，我都跟他们先说好，上门之前请预约，没预约的话就不能怪我临时要出门接小孩下课，还好大家都可以理解。
这种情况，台湾和香港很常见，相对而言，内地职业女性幸福多了，除了家中有老人家或阿姨帮忙照顾小孩，工作时间也相对自由和轻松，至少我看到很多亲友都是这样，不知道会不会以偏概全。
台湾的职业女性，肩负着家庭经济和教养孩子的双重压力。我们这一代的中年职业妇女，更要面临夫妻关系的转变，职场竞争力的问题，离广场舞的日子还很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