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卖豆腐脑的男人。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叫卖时清脆的瓷碗声成了我早起的闹钟，甚至，成了习惯。
那个早晨来得太刺耳，瓷声清亮通透，打破了沉睡的宁静。后来才知道是有人在卖豆腐脑。
高大，留着胡茬，简单的长裤白衬衣，操着一口浓重的北方口音。
他的行当和他的人一样简单。一辆三角自行车，后座右边架着一个铝制的桶，左边的提篓里装的是一些塑料袋子和吸管。
每天，远远就可以听到他吆喝：“豆腐脑。”的声音，穿过每条巷子，最后，停在我家下院旁的路边。
一般这时候，我们已经在那等着了。因为要早起上学，我和弟弟又贪爱他的豆腐脑，母亲拗不过只好每天早起给我们买来当早餐。看到有人在等，他麻利的把车子停好，掀开桶上的木盖，一股浓郁的豆香汹涌而出，散在清晨的空气里。
两个圆圆的小脑袋围上去，踮起脚尖看着里面雪白嫩滑的豆腐脑，直流口水。他拿出一个大碗，套上塑料袋子——来过几次之后他也知道我俩的习惯了。勺子划过，雪白的豆腐脑就躺在碗里了，接着是加卤，南方多以甜为主，最常见的便是红糖姜汁。一会儿的功夫，一碗豆腐脑就弄好了。白的是豆腐，红的是卤，入口甜腻，又带着少许姜的辛辣，幼小的心灵瞬间满足的无以复加，美味得直舔碗底，只想大呼还要再来一碗。
他话不多，每次有人夸他的豆腐脑做的好吃时，都只是谦虚的咧嘴一笑。
后来，他渐渐被大家熟识和接受了，来光顾生意的人陆陆续续的多了起来，这对一个在异乡谋生的旅人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日子久了，从闲谈中得知他姓刘，家里也是做豆腐的，一个人来了南方，再多的就没有过问了。这倒也成了我们那边人给他送礼物的借口。比如，在春笋破土的时节，父亲会嘱咐母亲留下一些送给他。
他对人极好，尤其是我们兄弟两人，时常叮嘱我们要好好读书。每次给我们盛的豆腐脑总会比其他的小孩子多一些。
孩童总是对陌生的东西充满了好奇心，处的久了胆子也大起来，曾向他问过怎么做豆腐脑，这样以后就不用花钱买了。他虽讲的很详细，但我也只记得一个黄豆。趁着放学回家的当儿，在市场里找了好半天才发现黄豆，但是标签上的价格让那个囊中羞涩的小学生打消了这个念头。
有一天，隔壁的阿婆有些难为情的跟他说，能不能不要敲那个瓷碗了。毕竟是在做生意，这个要求未免有些过分了。但阿婆也是迫不得已，因为她身体不好，夜里失眠，总是到4、5点天快亮时才合眼，刚躺下就被他的敲碗声惊醒，但他爽快的答应了。
从此，他真就没再敲过。每日清早没了清脆透亮的瓷声我的早起就成了难题，到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纵使不情愿，但起码每天都还有豆腐脑可以吃，也从没有考虑过以后真的吃不到了。
已记不清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什么时候，是突然间，慢慢的从身边隐去了，就好象他每次买完豆腐脑后，渐渐消失在巷口的背影一样，无声无息。
一开始大家也都在疑惑，猜测，但持续了半个月后，都明白他应该是离开了，或许是回家，再或许，换了个地方。没多久，又有一个人来叫卖豆腐脑。我以为是他回来了，一溜烟跑去看，发现是一个不认识的青年人，回来时脸上写满了失落。
但还是买了一碗，尝了一口便没有再动过了。食物本身就是最牢靠的，吃得久了，有了感情，便难割舍，再换别的也是索然无味。
到了现在，再点上一碗豆腐时，脑中浮现的还是那个男人麻利的动作和谦虚的笑容，但这豆腐脑却不是那个味道了，因为这里面，少放了一道叫童年的甜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