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津读书的时候，那帮外国同学真的很喜欢讨论政治问题。有一次学院晚宴上，几个穿着黑压压袍子的同学突然问我：“Neo，‘那个岛’到底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气氛顿时很凝重，周围又有几缕目光聚拢过来，我耸了耸肩，非常坚定地告诉他们：“我不知道。”
没错啊，我不知道。我当然希望能义正辞严地说那是我们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我当然希望能潇洒地弹一弹烟灰告诉他们这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我当然希望抛出一个迷之微笑然后说从地缘上说日本离中国也很近。但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因为我并没有调查过这个问题，更没有明确的证据来证明。中国和日本各有主张，作为一个理性的个体，我既不能因为是中国人就盲目认同中方的观点，也不能因为历史原因就一味仇视日本。
那一刻，只能怪自己没有关心国家大事，没有事先去收集证据以便据理力争。可是讲真，现在热点这么多，媒体更是动不动就搞个大新闻，要一个个求证，我们哪有那个闲工夫哟。
后来，我给他们讲了个笑话。话说你带一台电脑到那个岛上去，试试看能不能连上 youtube 和 facebook。如果可以，那岛就是日本的。如果不行，那肯定就是中国的。同学们听后哈哈大笑，一个尴尬的问题就这么化解了。我简直佩服我的机智。后来有个老外同学跟我说，对我这种坦然、理性而幽默的政治观点印象很深。我偷偷笑他太天真，其实这个笑话不还是在帮中国说话吗？那个岛上哪有什么网络，自然是连不上 facebook 的。可见理性是不分国界的，但是理性的人有祖国。
还有一件事，也是在牛津发生的。
当时我们系有一个台湾女生，人很不错，学习努力，待人热情，同学们和她关系都很好。突然有一天，有个同学来跟我说，“她竟是这种人”。一问才知道，原来课间老师问她是不是来自中国，她说不是，“我是台湾人”。来自大陆的同学似乎就很难接受这样的事情，说你脱离祖国脱离同胞伤害了我们的感情。可是那是因为在大陆大家从小接受的认知是如此啊。同样的，台湾的同学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她台湾从来都是中华民国，她的国家认同就是如此，和我们的模式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内容不同。所以这件事，说到底我们是争不出个谁对谁错的。历史的债不应该让每一个个人来背。
有一次我为阿德勒和普罗科特的著作《沟通的艺术》写拆书稿，在讲到“同理心”这个心理学概念时提到了上面这个例子。后来编辑告诉我，有许多读者受不了了，感觉被侵犯了，尽管我的表达已经尽可能委婉。
其实，我也有意识非常激进的时期。
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我就曾投身于抵制日货的行列。当时和我的笔友通信时，还鼓励人家也不要买日货，要有气节。后来上了高中，不知哪来的运气，拿了个省作文大奖。有记者来采访我，我还头头是道跟人家说我对于“收复”台湾的战略思考。如今回想起来，真是幼稚得可爱。可见人们常说的“学生是最容易被鼓动的群体”不假。
人越长大，经历的事情多了，看到的观点多了，触摸的事实多了，思考的问题多了，才会知道很多事不是你想象得那么简单，也不是别人教给你的那么武断。任何复杂的问题，站在不同的领域去思考，建立多样的假设来判断，才是一个比较理性也比较接近真相的方法。
今天，又是一个多事之秋。人见人爱的“男孩”到底是谁家的呢？
尽管也见到有人去淘宝上找卖菲律宾芒果干的卖家，大上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课，普及国家面前无果干的理念。但我更加庆幸的是，还是见到了大量认认真真收集证据，普及法理的图文。也不乏许多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冷静分析、入情入理的文章。真希望我们的民族能变得越来越理性，少一些美分五毛的帽子，多一些以理服人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