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也许是因为能够在墙上涂抹出来比其他孩子的更加浓密的线条，我便被认定具有与众不同的绘画天赋。
这样认定的结果便是，为了这先天的才能不致于被荒废，当任由我在纸上自己胡乱创作了几年之后，我终于被送到了一家业余美术学校接受正规训练。报名的那天，我母亲拿着几张我的代表作，我们走进一幢朝街的大楼，我记得，一上楼梯，那些一路上一直跟在屁股后面的汽车喇叭声、自行车铃声和路人的叫喊声就突然全部不见了，仿佛一条被甩掉的尾巴。
楼梯在一扇留着黑色脚印的银灰色木门后面。我跟在母亲后面，举步维艰地往上爬，同时又害怕她突然回头——仿佛那样做就会把我重新留在幽暗的大楼底层。在四楼的走廊口，我们被告知先去教务老师办公室，问一下哪个班级还有名额。
我们在走廊里走了十多米，找到了教务老师办公室。办公室比走廊上安静，里面放着四张桌子，三张靠墙，一张靠窗。每张桌子上都有一盏台灯，还有堆起来的纸张文件。墙上挂着几个画框，里面镶嵌着钢笔风景画，居高临下地对着对面墙上的写字板，那上面黑色或红色记号笔写着通知之类的，足以令它成为一个被取笑的角色。那天办公室里有三个老师。我母亲先是走到靠窗的那张桌子，那里有一位中年女老师低头在眼前的一张纸上抄着什么，一边抄，还一边嘴里念念有词：“秉承严格的办学理念……”，“经过上级单位考察……”，“春季班调整招生规则……”。我们在一旁等了一会儿，直到那位老师发现她身边站着人，才放下手里的工作，抬头问我们什么事。
我母亲说她要咨询报名的事。“多大？11岁？你问问刘老师吧。他负责报名的事。”她手指了指前面那张桌子。我母亲走过去，把手里拿着的一捆卷起的画纸朝老师递去。刘老师的嘴正凑向手里那只冒着热气的白色搪瓷大茶缸准备喝水，看到我们，他停下来，抬起头，放下茶缸的时候，我看见茶缸的内壁上积了厚厚一层黄色茶渍。他伸手接过那卷画纸。那卷纸卷起来的时间太长了，像是装了弹簧那样不容易拉平。画面被铅笔留下的墨炭痕迹弄得脏脏的。刘老师看了看画，又抬头看了我一眼，露出张大的嘴里面被香烟腐蚀的一排牙齿。我以为他被那些画吓到了，不过，他只是打了个哈欠。
那张大的嘴是一口回忆的深井，从中映现出我的正规学画生涯的开始。那个年代，我家住在那些如今看来时代特征非常典型的建筑群，红色的外墙砖，黑色的屋顶瓦片，连成了一片新村小区，在间距不大的楼宇之间，种上了成排的梧桐和樟树，将此处变成拥挤却充满生机的乐园。每层楼里住着数户人家，彼此之间的日常生活几乎毫无隐私可言，不仅说话声、吵闹声此起彼伏，而且每到做饭时间，各家炒菜的油烟也充斥走道。而那放着我跟母亲睡觉床铺的房间有个窗户，外面一棵樟树紧贴窗框生长，庞大的树冠布下满窗绿色的树叶，夏天知了的鸣叫永远不知疲倦。
跟我一样，有几个邻居的孩子也喜欢画画，不过真正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画，而是游戏，在楼前有限的空地上，我们翻动布满苔藓的石头，寻找下面躲藏的胆怯的蜈蚣。那天的游戏一直进行到傍晚，不知不觉天色已暗，兴致勃勃的我们谁也没有发现，一个经常在我们新村转悠的流浪女出现在我们前面。
她衣衫褴褛，身上散发着令人不愉快的气味，她似乎被我们的游戏吸引了，在我们跟前站住，露出一脸吃吃的笑容，在黑暗的路灯下，她盯着我们的眼睛闪着女巫般神秘又邪恶的光芒，看到会心处，她用手指挠了挠脸，她指缝里粘着的一些黑糊糊的脏东西就在她脸上留下几条痕迹，像我有时候涂抹出的画那样。我身边的其他孩子一抬头看见她，就仿佛受了惊吓般一哄而散，消失在黑暗中。不知为什么，我却并没有感到任何的恐惧，我仍然站在那里，眼前的这一切与那些我日日耳闻目染的邻里嘈杂、东西短长的嚼舌和油盐酱醋没什么不同，为什么别人只教我整洁、干净的东西才是好的呢？
隐藏着诸如此类与众不同的念头，我混杂在其他学画的孩子们中间，在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中涌向教室，在狭窄的门口，那些父母们的手松开，嘴里发着叽里呱啦声音的男孩，和低着头显得相对安静的女孩，一个个鱼贯地走进教室。不过，总有几位家长会继续在教室的外面徘徊，在窗口探头探脑，好像他们刚才把孩子送去了一个充满危险和未知的地方，让他们总难以完全放心下来，好像那些教室里的石膏模型真的会在黑暗中站起来，变成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战神马尔斯、荷马和角斗士。
每当上课预备铃响起时，刘老师从门外面走进来，手里拿着粉笔盒，胳膊下夹着示范图片。他站上黑板前的站台，背对着还在叽叽喳喳讲话的同学，把那张示范图片贴好。每次黑板上面总会有些上节课留下的没有被完全擦掉的粉笔痕迹。然后他转过身，拍了拍手上沾着的粉笔灰。他身上那件镶着皮的蓝灰色夹克让他显得更老气，加上那条稍微深一些的同样蓝灰色的西裤，和脚上的黑色皮鞋，一起成为他日复一日不变的标准打扮。他眯着眼睛，像只面对着它的孩子的母鸡那样，不慌不忙地对着坐在教室的同学们扫视一下，然后又低下头，看看手表，再朝门口看一眼，好像在等哪个迟到的同学。不过，他并没有等来那位迟到的同学，反而迎来了第二遍铃声。终于，他清了清嗓子，开始给同学们上课。
我们把纸从画夹里抽出来，撕下双面胶纸，分别把纸的四个角固定在画夹上。接着把铅笔从颜料盒中拿出来,大概有五六支，从最细的HB到最粗的5B铅笔，把它们在面前的小桌上一字排开。然后我们把画夹用手扶着直立起来。刘老师简单地跟我们说一下要点，然后就让我们自己开始在纸上画。“这里要加深，对，这样。”“注意了，高光是一个物体最亮的地方。”他在教室一个个座位间背着手探着身子走动，不时地向我们指出需要纠正的地方，“大家一定要把比例画对。”他衬衫腋下湿了一大片，被烟熏黄的手指夹着粉笔，敲打着示范图片，高声地提醒每一个人，很快，教室里就只有铅笔在画纸上摩擦的沙沙声。那是铅笔跟纸张保持一定的角度发出的声音。那些铅笔像海浪般冲刷着纸张的海滩。而等海浪退潮，纸张上便冒出各种被冲上岸的战利品。
除此之外，水彩是一种挑战，并不仅仅因为，每次画完后，我们都要跑去洗水池，艰难地将沾到手上的颜料洗干净。那一管管的颜料让我会犯愁地不知道挑出哪一个，然后又该怎样把它们涂到已经用铅笔打好轮廓的画纸上去。于是，我的嘴唇咬住水彩笔杆，心生小小邪念，一边数着一二三，一边幻想将眼前这令人厌恶的颜料桶水泼向空中，令那里某个死去者的鬼魂来不及躲避，因此现出原形，水彩的各种颜色顺着它紧贴前额的头发往下流淌，它狼狈不堪地瞪着我，我却依然若无其事，只是不甘心地为整个教室竟然无人窥察到我这聪明的恶作剧而摇头惋惜。
我在晨曦中睁开双眼，当我结束了梦中与黑暗妖魔咬噬的尖牙、甩动的尾巴和凌风的翅膀的对决。当大楼的窗户中像怪物吐着舌头一样伸出晾晒的衣服，公园里聚集的晨练者，开始寻找目睹黑夜罪恶的证人，树木伸着懒腰，影子不再缄默不语。在我凝神的意念中，我所见之楼房、车辆和人群会纷纷汇聚于一个自认是拥有特异功能的绘画精灵的笔端。那时候，我的脑子里便全是关于画画的一切，在来往学校的公交车上，我扎着辫子，手里牢牢拽着那只灰蓝色的颜料箱，任凭公交车像个醉汉在街上东摇西晃。
就像我说的，我一直是家中的大画家，开始美术学校的正规训练后更是如此。只要有机会，他们逢人便会向来访的客人或朋友展示我的杰作，我的哥哥更是如此。我可以想象他有多么地为我这个妹妹自豪。那时候他在一家摩托车修理铺上班。好几次，我经过他上班的地方，会看见他正蹲在一个老师傅的旁边。地上是一滩滩混浊的黑机油，里面倒映着修理店天棚的横梁，旁边各种摩托车的零部件和修理工具摊开在地上：弹簧、悬挂、套筒扳手、气门导管。有些被修理的摩托车看来问题挺严重，因为我看见它的整个发动机被拆下，在一旁的地上，它被打开，发动机里面的曲柄和气缸都露了出来，那个老师傅正一只手拉动油门钢丝，另一只手在化油器旁费劲地摸索着，想看看节气阀与喷油针的上下移动是否正常。接着，他头也不抬地朝我哥哥伸出手，我看见，哥哥赶忙拿起地上的一把扳手朝他递过去。
那天我出现的时候，那个老师傅刚刚修好一辆摩托车，现在，虽然仍带着油污，可摩托车车身却仿佛反射着夕阳的光芒。老师傅站起身，拍打了一下钢铁车身，一跨腿坐到黑色的皮座椅上。他侧耳倾听了一会儿发动机的轰鸣。看得出，哥哥很羡慕，希望他也能够被召唤着一起坐上去，可是他最终被晾在一旁。老师傅沾着油污的右手握住车把转动了一下油门把柄，身下的摩托车立刻就憋足了劲，尾巴冒着一股黑烟，一下子冲出去。像匹脱缰的野马，摩托车自由地往前飞跃，在哥哥张大嘴的注目中，穿过前方的好几个路口。
总之，有一段时间，家里开始出现大量关于摩托车的杂志和书。即使如此，他对我的画的关心没有减少。有一天晚上吃完饭，他神秘地关上房门，从床头的抽屉里拿出一件东西。“我用店里丢掉的铁皮做了个画框。这是摩托车轮胎的铁皮轮罩。”他举着手中的铁皮画框，“哪天你给我画一张，我把它装到这个框里挂起来。”他又说：“师傅今天告诉我，过半年就可以让我自己修车了，到时候，我就可以有摩托车骑了。”我听得出他有多么高兴、期盼。
一天，刘老师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他的手里仍然拿着那只满是茶渍的白茶缸。他朝着我笑咪咪的打量了一番。过了一会儿，他从座位上微微欠起身，问我：“想不想去区里参加比赛啊？”
原来，区里给了我们学校几个名额，可以参加两周后的一个绘画比赛，校长把刘老师找了去，说其中的一个名额可以从他班里的同学中挑。他把最近学生们的作业仔细研究了一遍，发现我的水平发挥整体上最稳定。“比赛时的发挥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你能够代表我们班拿到个好成绩。”我觉得他选我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我是同学中最听话的一位，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流露过那被我隐藏的奇思怪想。这样，我就可以按照他的要求参加比赛。我双手放在身后，微耸的双肩让我看上去像是缩着脖子，身体挺得笔直，规规矩矩地站在他的办公桌旁边。
刘老师说，比赛对于画的内容没有要求，带上笔和颜料就够了。不过，为了保险，他还是预先为我做了安排。他说，我有一幅在课堂上画的风景画不错。那是在几周前画的。那天刘老师把我的那幅画也拿到讲台上点评了。画面上是公园的一角。茂盛的树叶掩映下的一个小亭子的写生。我用了许多颜色来表达秋天的树叶，刘老师对此似乎很满意。他说，到时我把这幅画在比赛现场重新画一遍，就一定能够获得好成绩。
记忆中刘老师似乎从没有给我们看过他自己的作品，可我知道要是他去比赛，他肯定不会画我画的那样的风景。有一次，我在他的办公室，看到他正在翻一本画册，我偷偷瞥了一眼，跟教我们上课时他不断强调的不同的是，画册中图片里那些颜色胡乱地堆在一起，根本就没有什么明暗比例，硬要让我描述的话，倒像是在熟食店橱窗里挂着的已经发白的腌肉条。
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大半年里，我开始了一段比赛生涯。因为如上所述的精心安排，我每次在比赛现场只是重复默写早已准备好的画，谈不上什么即兴的创作。不过，比赛的成绩足以令人骄傲，为此我带回的一张张描着花纹的奖状，还有刘老师每每露出了满嘴残缺不全的牙齿的笑容，都是最好的证明。直到有一次比赛改变了我。
那天下着雨，我从家里出发，换了两辆公交车。公交车很挤，车厢里空气浑浊，地上积水一片，几乎无处容下我的双脚。好不容易下了车，却无法按带在身上的纸条上用钢笔所写的那个地址找到比赛的地方，问了一个迎面惊慌失措走来的行人，才知道我弄错站，提前下了车，最后，我只能步行着赶去目的地。一路上，我脑子里想着出门时母亲跟我说的话，她说哥哥的摩托车修理厂快关门了，要是那样的话，他就会没工作。这几天他一直不开心，原来他还等着多赚点钱，可以买辆摩托车。“你知道他最喜欢摩托车。”母亲说。风不时地将我黄色的雨衣帽子掀开，雨水沿着雨衣边缘往下滴，地上的积水也从我套鞋上因为老化而开裂的口子往里渗。汽车疾驰着开过，溅起的水花跃上人行道。我想象着自己是个被戴着黑礼帽的巫婆施了魔法的湿漉漉的背影，将要消失在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只有准时到达目的地才能够将我挽救。我就这样狼狈不堪地赶到了赛场，刘老师正焦急地在门口等我。我捋了捋被雨打湿的刘海，他一把拉过我，看看手表，声音颤抖地说，再晚五分钟我就要迟到了。
我们一起走向赛场。刘老师手里拿着我那件仍然在滴水的雨衣。不知道为什么，虽然这之前我已经参加过很多这样的比赛，可这一次，刘老师却对比赛如临大敌。虽然他看来比我还要紧张，可却反复交待我，不用紧张，到时只要按照我们平时说好的那样，把我最近画的那张画再默写一遍，就一定可以像从前一样获得好名次。我不知道他那么做，是不是因为他意识到某些改变就要发生。
比赛在区少年宫举行。那是一幢坐落在一条幽静小路上的英式三层花园洋房。我们的赛场设在二楼的一个房间。平时这里用来做乒乓房，为了比赛，他们把乒乓台收起来，靠墙边放着。墙上有一扇窗户，外面院子里被雨水洗得发亮的茂盛的绿树映在窗玻璃上。我把颜料盒放到桌子上，潮湿的双手在湖蓝色的套衫上擦了擦。那是件用含小马海毛的云蕾丝钩的长袖圆领套衫，衣身和袖子加上了镂空的水草花形图案。我母亲不知道从哪里买到的绒线，用她向精打细算的生活学来的技艺编织成衣，让我从此天天与之为伴。当评委模样的人走进房间，有几个小孩甚至闭上眼睛，紧张地扭动身体。有个参赛的学生因为紧张而把他桌上的颜料盒推翻掉到了地上，响声几乎把房间里的人全都吓了一跳。当评委威严的目光扫过我们每个人的脸，房间里重新变得鸦雀无声。
我们坐在桌子前面，桌子上放着一张白纸。铃声响起后，我们就开始拿起笔。按照规定，要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完成一幅水彩画作品。先用铅笔打草稿，再上水彩。我屏息凝神，开始在纸上按照计划，把从前课堂里画过的再默写一遍。不过半个小时之后，我突然决定擅作主张，不再像从前比赛中常常做的那样，而是画些没有准备过的其他内容。我就像一辆一直在规定路上行驶的车子，出于一种渴望寻找到新世界的念头，开上一条布满杂草、未知和颓瓦倾墙的冒险之路。
不知是否是我的这一举动招来了他的注意，某个评委不住地将目光朝我的画纸瞄。为了不提前向他揭晓答案，我像跟他捉迷藏般故意用手遮住画面，不让他看到我正在全力以赴描绘的内容。没想到几个来回，他泛着红光的脸上开始冒汗，以至于他不得不沮丧地掏出一块带方格子图案的手帕，像是丢出投降的旗帜，用微微有些颤抖的手不停地抹拭着脸颊。
按照要求，比赛结束后，所有的学生要先离开考场，等待评委们评选参赛的作品，作出决定。隔着关紧的门，我无法听到他们在屋里的讨论。刘老师对我这一次居然没有按照他事先为我安排的内容画，而是临时自作主张感到恼火，相比我的满不在乎，他焦虑地在一旁走来走去，时不时地埋怨我几句。不过现在都已经太晚了。再怎么说，现在只有评委才能改变结果。有几个比我个头小的低年级学生在走廊里奔来奔去，脚步踩在木条地板上，在幽暗的走廊里制造着沉闷的咚咚声。等我们重新走回比赛的房间时，前三名的作品已经被挂在了墙上。我的那幅画不在其中。
大家坐回到自己的座位。现在，指导老师也被允许进入房间，他们沿着教室后面的墙壁排成一排站着，刘老师也在那些人中间。我在座位上被脚上潮湿的袜子弄得烦躁不堪，我的脚趾不停在套鞋里蠕动，像挣扎的蚯蚓希望摆脱乏闷的陷阱。我一边听，一边不得不弯下腰，把滑到脚跟的袜子往上拉。
评委一一点评着获奖的三张画，间或互相凑到一起交头接耳一番，仿佛在商量用怎样的措辞，才能更好地表达这些优秀作品在他们心中勾起的激动之情：比例准确，充满想象……；反映了小画家平时细致的观察……；线条流畅，色彩丰富……，等等，等等。那些赞美打动人心，绝不会用来描述某条发白的腌肉，或者墙上残留的粗暴的脚印。不过对我而言，再怎么样它们毫无意义，因为我的作品已经在比赛中名落孙山。
那天最后还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小插曲。当评委让获奖的三位选手从座位上站起身时，他们错把其中一幅画作者的名字混淆成了我的。所以，当我听到评委的嘴里报出我的名字，并且不知所措地站起来时——恭喜你同学，你的这幅画画的非常好——旁边有个声音打断了他：“老师，你搞错了，这张画是我画的。”
然后，整个房间出奇地安静，安静得让我都可以听到自己套衫上起球的毛线摩擦的噼啪声。
在回去的路上，我磨磨蹭蹭，踩着湿透的套鞋，手里拿着那张画。以今天成人的标准而言，画中的摩托车跟实际世界中的原型相差甚远，而那个趴在摩托车上的哥哥，更像修车时用脏了的一团黑布。一个所谓的绘画女天才，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仍然无法跨越那道需要时间和训练来缩短的鸿沟。可是在当时，我以为它是我能够画出来的最棒的东西。
我把那张画送给了哥哥，他说他很喜欢。不过他好像忘记把它装进他为我做的画框里了。最初，他把它夹在摩托车杂志里，跟那些图片混在一起，有一段时间，那些杂志就堆在桌子上，从中露出那张画的一角。再过一阵子，他不去修理厂上班了，他的那些摩托车杂志也渐渐地被丢到了角落，那幅画也再找不到了，谁也不知道它的下落。
不过我在梦中试着重新去寻找它。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些梦就如同把我们跟往昔隔开的汪洋大海，它被时光推远的彼岸需要黑夜中的泅渡。在雨天，我裹着湿袜子的双足踩在套鞋里，再次把我带回到比赛的地方。小洋房门口铮亮的铜牌提示着这幢楼显赫的过去，而睁大眼睛的麻雀在院子里那棵桂树的枝头拍打滴水的翅膀。一切都从头来过。只是这次比赛，我画的摩托车变得逼真，就像被哥哥店里的老师傅修好了一样憋足了劲，让人感觉可以骑上它，去马路上驰骋一番。那个学期结束后，我就不再去美术学校上课，也再看不到刘老师端着那只满是垢渍的白茶缸了，我告别了比赛生涯，比我更小的那一群孩子背起画板，慢慢学习体会颜色的重量。小洋房里人头攒动，大人们拉着小孩的衣服，相信在他们的带领下，那些孩子会走得更快。在那扇窗的后面，你能够看见黑板前的评委们对挂起来的得奖画作抒发由衷的看法。那里仍然在举行各种各样的比赛，通过它们，有人得以翻越种种阻碍人生的山岭，进入通向成功的平坦之地。另一些人则由于其他原因而停留在原地，但这没有什么，因为之后，总有一片世界会容纳他们，某些价值之物会意外出现，带着不容拒绝的姿态，真实如我云蕾丝钩套衫上镂空的水草花形图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