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篇第一」10 

【原文】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译文】

子禽问子贡说：“老师每到一国定要问政。这是老师自己求得的呢？还是人家请他参与的呢？”子贡说：“老师是靠温良恭俭让（温和、善良、敬事、节制、推贤）而得以问政的。老师谋求问政（是为了推行仁政），应该不同于别人（为了功名利禄）的参政企图吧？”

【注释】

“子禽”，姓陈名亢，字子禽，比孔子小四十余岁。

“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卫国（今河南鹤壁市浚县）人，比孔子小31岁，“孔门十哲”之一。子贡善辩，办事通达，曾任鲁国、卫国之相。子贡善经商之道，富致千金。后世所谓的“端木遗风”，即指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子贡因此成为儒商鼻祖和中国民间信奉的财神之一。

“夫子”，古时对曾为大夫者的敬称。孔子曾为鲁司寇，故弟子们称其为“夫子”，后沿袭而用以称呼老师。在某些场合也特指孔子。《论语》中的“夫子”均指孔子。

“邦”，指古代诸侯的封国、国家。

“闻其政”，即“问政”，意为讨论、咨询、从事政治活动。“闻”在《易》和《诗》中常通“问”。

“抑”，表示选择的文言连词，意为“还是”。

“温”，色和曰温，故译为“温和”。“温”是指态度平和、不卑不亢，既不刻意热情讨好，也不令人感到冷淡。“温”是内在的自信、冷静、大度、亲和的外在体现，能自然而然地给人以安全感和信任感。与“鲜矣仁”的“巧言令色”形成鲜明对照。

“良”，善也。故“善良”常连用。良即与人为善，是仁德的外显。人与之相处有受益而无所损，故人皆愿与之交往而无所顾忌。

“恭”，肃也。肃者，持事振敬也。与本篇第五章中的“敬事”同义。

“俭”，约也；约者，缠束也。故译为“节制”。

“让”，推贤尚善。《国语·晋语》云：“让，推贤也”；《尚书·尧典》云：“允恭克让”，郑玄注曰：“推贤尚善曰让”，意即推举贤者在前。

“温良恭俭让”作为君子伍德现在也很常用，故也可直接引用不翻。但直接引用时要注意不可望文生义，因为古今字义并不完全相同。

“其诸”，用以表示不肯定的语气词，有“大概”、“或者”的意思。

【评析】

子贡是孔子的著名弟子。本章是他在《论语》中的首次亮相。

子贡对孔子极为尊重。有一次，一位鲁国大夫在别人面前贬低孔子，抬高子贡。子贡听后即以房子打比方说，孔子的学问其实非常高深，就像一间房子外面的围墙有好几丈高，虽然屋内富丽堂皇，但一般人却根本无法窥其堂奥。而自己的围墙因只有齐肩高，故一眼就可望尽。子贡还把孔子比做光彩照人的太阳和月亮，认为非常人所能超越。孔子死后，子贡悲痛万分，为孔子守墓六年。

子贡对老师的尊敬和维护也体现在这一段与子禽的对话中。子禽问：老师在各个国家都能问政，是他自己主动请求的呢？还是国君请他参与的呢？

子贡没有直接明确地回答子禽。因为一个人的心迹并不易被外界所了解，却很容易被外界所误会。如果直接回答说孔子确有所求，则容易让不懂孔子的人误以为孔子热衷功名。因此，子贡便作了不置可否的间接回答，说孔子是以自己温良恭俭让的品格而获得了问政的机会。孔子是为了行仁而求问政，这与他人所求的功名利禄显然并不相同。子贡的回答既是对子禽的诚实不欺，也是对老师形象的巧妙维护，避免了因孔子谋求问政而对他人可能产生的误导。子贡之机巧善辩、用心良苦，由此可见一斑。

在本章的解读中，一般对“温良”两字鲜少争议，但对“恭俭让”三字则有分歧，故需加以澄清说明。

“恭”虽与“敬”同义，但却并非通常所理解的“对人谦恭有礼”之“恭敬”。“温良恭俭让”分指伍德，既然“温”已经说了外表，那么“恭”就多半不会再说外表了，而应当是指“持事振敬”，亦即“敬事”。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可知“敬事”乃为政所必需之德。而本章正是说孔子问政之事，故“恭”解作“敬事”之类似更合理。

“俭”字也有解作“节俭”的，但似不如“节制”更加贴切。诸葛亮《诫子书》云：“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显然“节制”比“节俭”更契合“养德”之意。且“节制”的外延更大，可涵盖“节俭”，并有自律之意，更能体现君子品格。

“让”字有人解作“谦让”。但由于对使用条件缺乏说明，故比较容易让人误会为“无原则退让”，给人以懦弱、被动之感。而事实上，“勇”乃儒家三达德——“智仁勇”之一，无“勇”则无以成儒家之仁德。因仁德之成需要力行，而力行则需有勇。当然，儒家之勇，并非血气之勇，而是仁智之勇。此外，儒家也主张“当仁不让于师”，这充分体现了儒家在行仁时的“主动”。

儒家的根本宗旨是行仁，而非博取任何虚名。故儒家之让，是对贤者之让，而非对不肖者之让。因与贤者相让，有利于行仁；而与不肖者相让，则有害于行仁。因此，“让”在本质上乃是推贤尚善，是推举贤者。春秋时期，晋平公曾向大夫祁黄羊求荐贤才，祁黄羊便先后推举了自己的仇人和儿子。孔子赞祁黄羊道：“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选贤与能”，即是“为公”。只要能让贤者上位，无论自己是求进还是求退，都是“让”。是故鲍叔牙之求退于管仲是“让”，孔子为行仁而求仕进也是“让”。

孔子周游列国是为推行其仁政主张，因此不可能不设法问政。但孔子问政是为了行仁，故其参政议政是有很强的原则性的，如“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道不同不相为谋”等。这与那些为了功名利禄而参政的人，以及为达目的而不惜曲意逢迎、无所不为的人，显然是有本质不同的。故“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儒家知识分子的一贯传统。在孔子以身垂范的影响下，无数儒家知识分子以实行仁道为宗旨，以家国天下为己任，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积极参政议政，产生了很多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比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严厉抨击专制极权制度的黄宗羲等。

“温良恭俭让”在本质上是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的。温和、善良、敬事、节制、推贤，其实无一而非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