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老刀
费尔南多·佩索阿是这样一位奇怪的作家，他会把自己沉浸在一个小角色里，以这个角色的口吻来写作、出版，以至于后来人们甚至分不清哪些作品是他创作的。
这个怪癖似乎和曹雪芹有些类似，后者写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却要托辞自己对这部书的贡献只是批阅十年。佩索阿也干过很多类似的事情，最著名的大约就是《惶然录》了。作者虚构了一个叫伯纳多·索阿雷斯的小会计，他毕生都生活和工作在道拉多雷斯大街，生活单调枯燥到几乎令人绝望。佩索阿不仅虚构了这本书的作者，虚构了他的生活，虚构了他的所有文字，甚至还煞有其事地为这位并不存在的索阿雷斯先生的作品写了一个序言。
或者，我们可以把佩索阿的这种行为，理解为他心灵上的某种诉求。这种饱含着生活哲理的心灵独白，经由一个虚构的小会计之笔写出，形成的张力和震撼力都是成倍的。
“被V先生及其纺织品公司剥削，是否就比被虚幻、荣耀、愤膺、嫉妒或者无望一类东西来剥削更糟糕呢？ 一些先知和圣徒行走于空空人世，他们被他们的上帝剥削。”这是佩索阿在这部不朽作品中关于生命价值的一次最震撼人心的发问，这种发问也充满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色彩。
一位心理导师朋友曾经和我说，要让你的心灵，而不是大脑去作判断。遗憾的是，当我们经历太多，看到的人和事太多以后，总会习惯于用社会属性的价值评判标准和准则来规划和践行我们自己的生活。正如我们批判的父母教育总在为孩子规划他们的未来，我们也总在用“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来把自己限定在程式化的框架里，让心灵做了大脑的奴隶。
儒家与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最核心的两个体系，有时候也被简单理解为入世和出世的两种世界观。而如何在这出入之间寻求一个平衡，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生活课题。《道德经》云：“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赤子之心”是老子思想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既然“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那么索性反向向自己的心灵来寻求平静。然而尘世纷乱，若仅怀赤子之心，毫无变通之术，大约也要在现世中迷失的。
于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便有了“大隐隐于朝”。身居庙堂之高，大约是不能谓之隐的，却被称为大隐。何也？或许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翻译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心灵隐居。
其实既是心灵之隐，就无所谓在野还是在朝了。著名艺术家陈传席先生曾著文专门论述中国古代隐士，并将隐士分为真隐全隐、先官后隐、半官半隐、忽官忽隐、隐于朝、假隐、名隐实官、以隐求高官、不得已而隐、先隐后仕等十种，分类虽细致，笔者愚见，对隐者而言，真正的划分标准大约只有一种，那就是心灵是否隐居。
中晚唐时期，受鲍防、严维、刘长卿、颜真卿、韦应物、白居易、杜牧等一大批两浙地方官的影响，以越州为中心的浙东，以睦州、湖州、润州为核心的浙西，出现了朱放、秦系、方干、徐凝、陆羽、张志和、顾况、张祜等一大批隐士，史称两浙隐逸群。两浙隐逸群最大的特点就是颠覆了过去一般意义上隐者都要远离官场和世俗红尘的看法，他们不仅经常性雅集、吟唱、饮酒，还保持了与官家的频繁沟通。但这又有何妨？心灵已隐，身在何处都已不重要了。杜牧就曾盛赞张祜说：“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
隐居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也是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心灵需求。无论是“一箪食、一瓢饮”，还是“青箬笠、绿蓑衣”，都只是形式，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可以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