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废话：上次更新是7月6号，这样算的话已经停更4个月了。时隔四月，本以为再次打开后台会人去楼空，也是没想到有人离开有人驻足，整体的人数却是和4个月前无多大变化。

如果大家问我为什么断更了四月之久，说实话是我因为偷懒了 ；硬是要找个放得上台面的理由，那就是我这四个月一直在读唐浩明的评点曾国藩系列。希望等读懂这个晚清中兴名臣、大清建国200余年最有权势的汉大臣之后，再和大家说道说道。奈何文言文读来着实费力，虽有作者的一番点评，亦是不甚吃力。四个月来也仅看了两本家书、一本诗词、大半本的书信，外加唐公的随笔《静远楼读史》。其余日记、奏折、语录虽暂未拜读，不过笔者自忖与四年前初读唐公的小说《官圣曾国藩》之时相比，似已更加深入了文正公的内心世界，虽不敢妄言吃透，但亦是已有一番感悟，遂按捺不住与诸君先做分享。

要说起晚清的名臣，我想知道李鸿章的或许要比知道曾国藩的人多。毕竟李参与了多次对外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学生时代的历史书也多次提到其大名。至于李少荃此人是传统意义上的清官贪官、好官恶吏，笔者此次暂不做讨论，因为这确实难以简单评价，读史的最大感触就是世间哪有完全的好人又哪有彻底的恶人，于此其为善于彼则可能为恶。而之所以要提到李某，是想看看有多少人知道李鸿章实际上是曾国藩真正意义上的唯一弟子。

曾氏与李的父亲为同年好友 ，在李还未金榜题名之前便已拜曾氏为师，他可以说是在曾氏的悉心指导下才一举中进士入翰林，也是在曾氏的支持下组建淮军拥兵一方、位列封疆荣膺封伯的。对李的培养，可以是是曾氏人才观的一个缩影。曾氏是一个关注人才的人，他在咸丰帝刚即位之时便上疏直奏对当下的朝廷人才状况表示担忧，更直言若突逢巨变，满朝当无一人可担负众人。果不其然，一年后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无人有一夫当关之能。可惜当时年轻的咸丰帝并无从谏如流的气魄与胸怀，该奏折反而差点断送曾氏的仕途，但曾氏对人才的敏感性由此可见一斑。

虽时过境迁，不过曾氏的人才观依旧值得今人借鉴。在这里笔者分享曾氏其中的两个人才观念：一是提前找替手，二是识人用人的原则。

替手有两种类型，一是可以帮自己分担部分事情的，解放自己的生产力，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重要的事情。这种意识对曾氏尤为重要，因为曾氏是典型的词臣出书。他中进士后，便考入翰林院。翰林是清朝升迁最快的部门，但其实际工作类似皇帝的文书，所以没有具体政绩进行考核，而是每年通过考试决定升迁去留，故曾氏任翰林期间并无干实事的经验，而其后来虽任礼部侍郎后又历任各部，但依旧不具备为湘军统帅所需的关于行军钱粮饷银这类经验。而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替手来帮他解决这些问题了，此时他多年细心储备的人才袋方开始逐步显露其重要性。

第二种替手则是可以全面代替自己的人，即所谓的接班人。曾氏的接班人就是之前所提到的李鸿章了。无论是从军还是从政，李确实都完美的继承了曾氏的衣钵。攻克南京、剪灭太平天国后，为避免拥兵自重授人以柄，曾氏主动裁撤湘勇十去其九，其中更是包括老九（即曾国藩九弟曾国荃）的吉字营，但却是完全保留了李鸿章的淮勇。而李后来能稳居晚晴第一权臣数十年之久，和他手握重兵关系甚大。这里有必要提一句，满人入关后，为避免地方将领佣兵自重，实行的是将兵分离制。简单的说，就是遇到战事，从此处调部分军队，彼处调部分军队，又空降指挥将领，这样虽说会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局面，不过也避免了兵权下沉。但湘勇和淮勇却都属统帅自募，且前期朝廷并未给予丝毫粮饷，全靠自行筹措，所以湘勇淮勇自然也成了曾国藩李鸿章的私人军队，实际并不受朝廷指挥。这是军权的“继承“，从官位上来看，李既曾之后当上了直隶总督这天下第一总督的位置，除了中途几年外调，可以说是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做到了死。当然李对曾也是足够尊敬的，曾国藩离世后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旧享有盛名，离不开李鸿章有生之年逢人便道及“我的老师”，以及其与曾老九刊印的《曾文正公全集》的传世。

而李鸿章在外交事务上的原则也是遵循其师的“徐图自强”。每读至此，笔者亦不胜唏嘘，年少之时不知“弱国无外交”，总是对屈服于列强之行径不屑。现读至“徐图自强”四字，始知为营造这“徐图之环境”，孱弱之中国需要承受多少屈辱，但是“卧薪尝胆”还是“丧权辱国”确是要看当事者所抱何心了。而对于曾氏，笔者认为当初使其声名跌入深谷的天津教案，确实是当时大背景下的无奈之举，曾氏着实可悲哉，其或有处置不当之处，但若凭此就断定他是卖国贼、汉奸则着实不公矣。

而关于曾氏是如何选择合适的替手的，就要谈谈曾氏识人用人的原则了。曾氏看一个人是否堪当大用，会主要考量他的德才识三个方面。德即一个人的品性，才即一个人的才干，也就是干实事的能力，识即学识见识。在总的原则上，曾氏是坚持以德为主，才识为辅的。曾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德是“拙诚”二字，拙亦可理解为勤、诚亦可理解为忠。拙诚二字体现在行军打仗上即是湘军典型的“打死仗、扎硬寨、挖深壕”的作战风格。曾氏还认为作为统帅最重要的要有血性不怕死。这也是为什么湘军多书生带兵而几乎不用绿营将领的原因，因为书生刚走出书斋，未受官场颓风兵营油气所染，尚有一腔热油。虽说后期可能会变质，但因其自小读圣贤书或多或少能更好的克制自身欲望。

不过也或许正是曾氏这种根深蒂固的用人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对接班人李少荃并非是完全满意，曾氏曾评李“太会做官”。李鸿章此人虽说是办大事的料，但在德性上确实与他的老师差了十万八千里，比如说在用人和对待财物的态度上。曾氏用人重德，而李则是任人唯亲，发展到最后凡是安徽籍人来投奔他的，他都会给其安排一份差事。对外宣称：我们皖地贫困，现在我们兄弟在外面打下了一片家业，有老乡来投奔我们，好让其空手而归吗？而对钱财的取舍上，曾氏为官清廉，不求物欲，这与其早年专攻理学养成的修身功夫有很大关系，而李则贪爱财物，当时曾有这样一幅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时间荒”，这里的“宰相”即是李鸿章，可见其贪财之名已远播矣。

曾氏的人才观除了德主才辅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因量器使。曾氏认为人才该放在他合适的地方才能展现他真正的价值。一个人再有才，如果给他放错了位置，可能还不如一个庸碌之辈。这里以曾氏对郭嵩焘的识与用为例。郭筠仙是曾的多年老友且又是儿女亲家，两人交情很深，而且曾也很器重郭的才学。如果是常人遇到这种情况，自然是希望这位好友官越高越好，权越大越好，好能住自己一臂之力。但曾氏却不如此做，曾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筠公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若以任沪关，决不相宜。阁下若挚爱迫求，或仿篪仙之例，奏以道远归苏提补，而先属苏臬。得清闲之缺以安其身，收切磋之益以助阁下，庶几进退裕如。”大概意思是说：郭是个学者作家，是一个著书立说的人才，而不是能胜任实际事物的行政官员，所以他不宜做上海的海关主管官员，只能任清闲之职，做李的高级顾问。而后来郭出任粤抚与粤督瑞麟闹矛盾被罢黜，做出使英法的大臣，与副使刘锡鸿不和，遭朝廷批评，这些事实也确实说明郭不擅做实事。

既然讲到用人了，最后再聊一下曾氏对亲信人才笼络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手段：即始终以亲笔信函与之联系，而不假手幕僚。要知道曾氏做湘军统帅攻打太平军期间军事繁杂，写信需要耗费其大量的时间精力，但曾氏对李鸿章之类的一等亲信始终通篇亲笔，二等亲信则是“多系幕僚所书，而亲加一二纸”。这似乎也值得今日领导者之借鉴，形式虽变，但其意自古不变也。

此次主要和大家分享曾氏的人才观，下次再和大家聊聊曾氏的“一生三变”以及其“功高盖住一度拥兵自重却为何得以善终未有兔死狗烹之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