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治之道，简而言之就是治国之道。司马光认为：“臣闻致治之道无它，在三而已：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并没有其他复杂的方法，需要用心掌握这“三大法宝”就可以了。
首先是“官人”，也就是选人用人。为政之要在于得人，得人之要在于量能授官。“度才而授任，量能而任职”，各用其所长，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而不求全责备；官人之术有四：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适，任之欲专。
其次是信赏，做得好的要给予奖赏，有功则加赏。
第三是必罚，做得不好的要施加惩罚，无功则降黜，有罪则刑诛。
为此，司马光指出帝王之威福就在于赏功罚罪。“臣切以为政之要，惟在 于赏功、罚罪。赏不当功，则徼幸竞进；罚不当罪，则善良忧恐，乱之基也。”有功不赏，则必致有功者心寒。而无功亦赏，也会导致有功者心理不平衡，挫伤积极性。
《资治通鉴》卷一所载齐威王“封即墨烹阿”，就是一个“信赏必罚”的历史事件。战国周烈王六年（前370年），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管辖即墨，就“毁言日至”，每天都有指责你的话传来。可是我派人视察即墨，见到的是土地得到充分开发利用，老百姓生活富足，社会秩序良好和民风淳正，边界也十分安宁。你的政绩这样好，为什么反会“毁言日至”呢？原来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不巴结我的左右内臣谋求内援的缘故。因此，齐威王对即墨大夫大加赞赏，并“封之万家”。
不久，齐威王又召见阿大夫。对他说，自从你任阿的地方长官，便“誉言日至”，每天都有称赞你的好话传来。可是我派人视察阿，见到的是土地荒废，老百姓贫穷饥饿；昔日赵国攻我国土鄄，你见危不救，致使鄄被赵攻陷；卫国夺取了薛陵，你竟茫然无知。你的政绩如此糟糕，为什么却会“誉言日至”呢？原来是“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你用重金来买通我的左右近臣来替你说好话！齐威王对阿大夫的行为十分气愤，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下令烹死阿大夫及替他说好话的左右近臣。于是臣僚们毛骨悚然，不敢再弄虚假，都尽力做实事，齐国因此大治，成为当时天下最强盛的国家。
司马光说：“农夫种地，种植耘除。王者治国，废赏刑诛。众而不治，其国无制。无制之国，其民作慝。”农夫种地，要会耕地、除草、施肥、收割等；同样，帝王治理天下，也要知道该如何赏罚刑诛，否则民乱而国不治。帝王掌握、运用赏罚之柄，必须做到如下三点：
一是与众共之。“赏必有所劝，罚必有所惩，赏不以喜，罚不以怒，赏不厚于所爱，罚不重于所憎，必与一国之人同其好恶。是故古者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帝王要依法对臣下进行赏罚，要符合民心，要广纳群言，与众同其好恶，而不能以个人的好恶为根据，如此，帝王赏功罚罪才能让天下心服口服。
二是赏罚得当。“臣闻人君不行无功之赏，则群下劝；人臣不受非分之赐，则廉耻立。”即赏罚必须恰当，合适。
官爵金帛是君子激励臣下的有效武器，学者士子奔走于仕途之上，都是为了荣华富贵。臣子有功时，君主不能吝惜官爵黄金，要以高官厚禄表彰其功，激励士人；无功时，就要分毫不与。如此，才能激励臣民争于立功，实心做事。
三是珍惜名器。物以稀为贵，赏罚不可过滥过多，否则就会流于形式，失去了驾驭群臣的作用，特别是在“器”（章服）与“名”（官职）两个方面。只有在赐予和提拔方面慎重，防止过多赏赐和提拔官员，才能显示出其重要性和珍贵性。否则，赏赐太滥，提拔过快，名器就会贬值。
赏罚之权、威福之柄作为帝王驾驭群臣的重要手段，司马光再三告诫，一定要掌握在君主的手中，“亦使威福之柄尽归帝室矣。”当今的企业管理者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