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大钱
春节前后，接连喝了几场喜酒，感觉这婚礼是一场比一场热闹而奢侈。正月初六，一个亲戚结婚，婚礼设在豪华的同方豪生大酒店。主人家除了置办体面的酒宴供来宾享用之外，新郎新娘还向亲朋好友撒红包庆贺。儿子也顺手捞到一个，是张五块钱的福利彩票。
我是个十足的“刘姥姥”，见的世面少，不仅进大酒店宛若进大观园，更对新人天女散花似的向众人散发红包瞠目结舌。 红包虽小，但于我毕竟是第一次，所以直惊叹这婚礼实在办得有点气派。
我的生活一直平平淡淡，从未富得流油，倒也未曾穷得叮当响。有个工作，靠力气挣钱，三餐管饱，也就知足而长乐。但不知怎的，由人家婚礼撒红包使钱，令我联想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次使大钱的往事，此事至今想来还是颇感有趣的。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还是计划经济的时候。我大概八九十来岁的样子，应该刚读小学二三年级。我和弟弟跟着妈妈生活在街亭镇(那时叫公社）一所叫“浮塘”的学校里。记得那时候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很多东西都是定量供应的。比方火柴啊，肥皂啊都需要购货证才能买到，香烟、老酒、米面、布料都是要凭票证的。当时不仅能买到的商品少得可怜，商店也是稀罕物，常常方圆几个村子才只一两家。生活在学校里的我们，买点东西需步行两三里到茅塘顶村去，那里有家绝无仅有的小店，店主是个中年男子叫生根。
我打七八岁开始，就喜欢为父母跑腿去小店买东西。常常是在周六的傍晚，父亲从街亭初中放完学，骑上自行车到茅塘与我们娘儿仨团聚。周末的晚餐因为父亲的到来而显得丰盛起来。父亲常常会从镇上带点小菜过来，到学校食堂香喷喷地做了给我们吃。然后唤我带上几毛钱去生根老板的小店打上一斤老酒，买点酱油或火柴啥的。去小店买东西是我的快乐时光，我常常是连蹦带跳一路歌声不断，因为打上老酒，买好东西回家，父亲的晚餐也做得差不多了，难得打打牙祭，小孩子有好吃的总是显得很兴奋。唯独有一次例外，那也是我第一次使大钱的时候。
记得那天是上午第二节快下课的时候，妈妈到我们教室门口，冲我招了招手，我便跟她来到学校门口。妈妈说家里的草纸用完了，叫我快点去茅塘顶小店买一刀过来。妈妈左摸右摸掏遍所有口袋也找不到零钱，最后只得给了我一张十元大钞，并再三嘱咐我，把钱拿牢千万别在路上掉了。
就在这个时候，学校的大喇叭响了，一队队学生从教室里出来走向操场准备做课间操。我和妈妈被人群冲开，我使劲踮起脚问了妈妈一句：“买几刀草纸啊？”按例是买一刀的，可那天我拿的是大钱（我妈辛苦一个月也只能拿到三张），我感觉心里没底了，便追问了一句。
我妈正跟着学生队伍往操场去，听我问，就远远抛过来一句：“一刀。“偏巧”诸暨话“一”跟“廿”的尾音是一样的。加上大喇叭的声浪盖住了妈妈的声音，我确信自己听准了是“廿刀”，便自信满满地往小店跑去。
生根老板正在柜台里边跟人聊天，见我急抖抖跑进小店，忙从柜台里探出头来问我买点啥。我一边高声大气地唱道：“廿刀草纸。”一边把那张十元大钞高高举过头顶去。
两个大人都瞪大了惊异的眼睛。生根老板是认得我我爸我妈的，附带也认得我这个小不点。我妈在茅塘山教了十多年书，我们姐弟两个都在那里出生，成长。颇有点“反认他乡是故乡”的味道。老板说，你听错了吧？不会一下买那么多吧？我底气十足：“不会错的，我问了两遍。”
生根老板显出老大的不放心，他从里间窸窸窣窣搬出一大捆黄霉草纸，拿到柜台上，然后跟我说：“你看，这里是十五刀，廿刀的话还有小半捆，你拿得了吗？”
我踮起脚一看，立马傻眼了：十五刀草纸，厚厚实实一大捆，叠在一起比我这个人还高呢。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生活用品远没有现在这么讲究，擦屁股用的手纸，都是又黄又厚又粗糙的纸张，一刀草纸差不多就有两寸来厚，这已经算是讲究点的人家了，有些人家连这种纸都舍不得用。我一下子买这么多草纸，差不多要了人家几年的量了，难怪生根老板要起疑了。
到这个时候，我还死要面子，坚信自己没有听错，死犟着不肯松嘴。这主要是因为我那时年纪尚小，做事不过脑子，同时对用钱也压根没有概念，不会计算。
生根老板见我不松口，便仔细把一捆草纸细细用绳子绑好，然后找了余钱放进我的口袋，再把草纸提起来小心放到我的嫩嫩肩膀上：“先背十五刀吧，不够再来，如果错了，背回来退钱，没关系的。路上小心一点，慢慢走。”
我在八九岁的时候背着那个庞然大物，三步一喘，五步一歇地行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路都有人好奇，一路都有人询问我。那时候，我要走过一口很大的水塘，一群大妈们在塘埠头洗菜洗衣，看到我，个个抬起头来，惊奇地跟我打招呼：“许老师个囡，买噶许多草纸，你妈要生毛毛了？”
我无暇回应他们，也没法扭过头去跟他们说话。我歪着脖子，踮着脚，一步步小心往前探，我一门心思想要那条路短一点，好让我快点到家。经过一路的折腾，我跌跌撞撞，踉踉跄跄，气喘吁吁地终于把那一捆比我身高还要长的东西搬到了学校。
我把草纸往食堂门口的洗衣板上一摔，转身到妈妈的办公室找妈妈。妈妈见我满头大汗，满脸通红的样子急问我怎么去了那么久，是不是丢钱了。我看看办公室的挂钟都快到午饭时间了。忙把口袋里的钱胡乱抓出来给妈妈。妈妈数数了数，果然少了，一下沉下脸来：“怎么只剩这么点？掉哪了？”我分辩说：“没掉啊，生根叔叔放我口袋里的。十五刀草纸，是要花那么多钱的。”妈妈一听，我买了十五刀草纸，气不打一处来：“个斩头噶，买噶许多草纸要当饭吃啊？”我一看妈妈的神情不对，拔腿就往食堂门口跑，再次扛起那捆物件，狼狈地冲出校门去。
妈妈没有再追出来，因为午饭铃响了，很多茅塘顶的学生涌出校门来，回家去吃中饭。两三个高年级的同学跑上来，从我背上接过草纸，帮我抬回小店去，说是妈妈吩咐的。
回小店的路走得很快，因为我身上没有了负担。可我的心里难受死了，我感觉特别尴尬。经过大塘埠头的时候，我的头低得不能再低，我怕再次遇到哪些长嘴的大妈们，怕她们笑话我。
好心的同学一直帮我把草纸抬进小店。生根老板只嘿嘿一笑，二话不说 ，就另拿了一刀草纸给我，再把余下十四刀草纸的钱也算清了还我。
我紧紧捏着那把零钱和草纸，回到学校。妈妈已经替我盛好饭，在办公室等我。办公室里还有几个老师已经吃过饭，见我回来，都善意地笑了。有人跟我开玩笑：“玲啊，什么地方听来的草纸紧张的消息啊？”我感觉无地自容，如果地上有条缝，我肯定会钻进去。
只一顿饭的时间，我买十五刀草纸的事就传遍了整个校园。午饭后，我回教室。同班的同学都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谈论起这件事。有人问我事情始末，有人“夸”我力大无穷，更多的人笑得捂着肚子喊疼。其中有个男生，我已经记不得名字了，大声替我喊冤说：“上海人买草纸一直是一打一打买的，这有啥可笑的。”大家都惊服他的见多识广，几个笑得最凶的同学，也没趣地走了开去。我当时对那位同学是心存感激的。为了买草纸的事，我自觉溴大了，是那位同学替我解了围。
此事已经过去四十年，物换星移，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的十块钱已经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只够一碗面钱。但在四十年前，那是何等的大气！在那个物质并不富裕的年代，民心却是那样淳朴。生根老板我固然不知道他是否还健在，但他当年的那份善良正直与宽容，是我至今难忘的。妈妈把一张大面额的钞票轻易交给我一个不通世事的孩子，发现我做错事后，也没紧赶慢赶地着急，可见，在她心里钱或许并没那么重要，她对茅塘山人是完全信任的，信任到老幼无欺的程度，认为大人是绝不会欺负小孩子的。那个时候的妈妈也许压根就没想过将来的某一天，世界会变得充满铜臭味，人心会因为钱而变得越来越难测，终而至于出现拐卖妇女儿童，贪赃枉法的事情。这世界什么时候能够回归自然，回归清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