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人物中弘一法师是个很有魅力的人，从风流才子到一代高僧，关于他的各种段子有很多。林语堂说他是那个时代最有才华的人之一，也是最奇特，最遗世独立的人。
1918年正月十五，盛年之时的李叔同正式皈依佛门，在当年震动了整个中国知识界。对于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他自己从没有解释过，所以无论是好友还是妻子来说，对他的这一转身感到“不可捉摸”。他的学生丰子恺给出的解释倒十分贴切：“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
李叔同的出家并非是人们认为的厌倦红尘，无论在家还是出家，他一直热爱生活，不断地追求精神世界，由艺术升华到宗教，用来安放灵魂，对于他来说是合乎逻辑的事，他在一层一层走上去，做遵从内心的事，从没有与红尘隔断。
1942年，弘一法师圆寂前，与学者赵萱堂，同游雁荡山。赵萱堂是弘一法师昔日好友，自称居士，释儒圆通，在艺术上两人还是知音，曾一起在上海创办“盛世元音”的京剧演出班社。
两人一路登至山顶，并立在山石之上，极目远眺，一时间都没说话。站立片刻后，赵萱堂环顾四周之时，发现好友眼中起了一丝波澜，于是好奇的问道：“似有所思?”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弘一法师回答道：“有思。”确实想起了一些事。赵萱堂立即追问道：“何所思?”到底想什么呢?
此时的李叔同已成为弘一法师修行20多年，严守律宗戒律，成为受人尊敬的高僧。要是放在其他人身上，可能会在此时打“机锋”留下无所思、所思尽空之类的话让人自行参悟，成为又一段公案。
弘一法师没有回避，直接回答说：“人间事，家中事。”
木心在旧作《圆光》一文中记录此事，赵萱堂听罢感慨道：“你看，像弘一那样高超的道行，尚且到最后还不断尘念，何况我等凡夫俗子，营营扰扰。”
不久之后，弘一法师留下绝笔“悲欣交集”四个字，旁边写了三个略小的字“见观经”。三天后，沐浴更衣完毕，安详圆寂。
弘一法师在人生最后之时想到的人间事，家中事，就是回忆起从小相依为命的母亲——王凤玲，一个为延续香火被迎入府的女子。
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祖上是“浙西钜族”以经营盐业致富，同治四年53岁时考取进士，任吏部主事。后弃官从商，经营家族产业，娶有一妻二妾，嫡长子文锦曾结婚生子，不幸父子均早夭;庶出次子文熙，先天羸弱，恐其不寿，所以在光绪初年，李世珍又纳了一房妾室，十七岁的王凤玲被抬进门，两年后王氏生子，名文涛，字叔同，其时，李世珍已六十八岁。
1884年，72岁的李世珍病逝，5岁的李叔同幼年失怙，与同样失去仰仗的母亲，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妾室与庶子身份生活的两人，日子过得并不如意，一切都需仰仗大房姜氏。因此李叔同15岁时就作诗云：“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瓦上霜。”
成长以后的李叔同，在戊戌变法后被人质疑参与其中，他不得不带着母亲从天津避居上海。在沪上生活了五年后，王凤玲不幸染上了肺结核，在母亲病危之际，身边没有可托付之人的李叔同，独自一人出外购买棺椁，回来的时候，母亲已离他而去。没能见最后一面，这件事，让李叔同抱憾终身，一生无法忘怀。
李叔同扶柩回天津，一生淡泊名利的他这次因为母亲跟家族争得面红耳赤。兄长李文熙坚持“外丧不入门”的规矩，不同意王氏灵柩进家门，大房母亲也不同意作为妾室的王氏进李家祠堂。
为了让母亲的死名正言顺，李叔同不得不争。最终在家族与亲戚的劝和下，才打破规矩。为了反抗封建礼制，李叔同以“惊世骇俗”的方式为母亲办了场丧事，全家穿黑衣，站立致悼词，李叔同还在母亲葬礼上，弹起钢琴，唱起悼歌：
松柏兮翠蕤，凉风生德闱。母胡弃儿辈，长逝竟不归?
儿寒谁复恤，儿饥谁复思?哀哀复哀哀，魂兮归乎来。
李叔同曾说：“我的母亲很多，我的生母很苦。”短短一句话，道尽了多少悲哀和无奈。他对弟子丰子恺说：“我从20岁到26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
这几年，正是和母亲一起离开家族，在上海生活的几年。26岁之后，母亲永逝，再无相见之期。母亲，成为他在红尘中一生不断的眷恋。
我想大家之所以对弘一法师持续关注，或许并不是因为他的完美和超脱，反而是因为他那颗从未了断的“尘念”。正是这点“尘念”，他懂得人间的悲喜，所以他才更包容，更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