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08年，我读大一。4月的一天，我办了人生中第一张健身卡，花光了攒了三个月的三百块巨款。
这张卡却只用了一次，就是当天下午的肚皮舞入门课。那天，我和舍友南安站在教室最后的角落里，看着老师曼妙的身姿，两个人却扭得一团正气。我一向觉得自己很有舞蹈细胞，然而那节四十分钟的课结束后，除了一条无比酸疼的右腿，我什么也没得到。
回宿舍躺下后，右腿开始从里向外得透出很舒服的酥麻感。我当时只觉得那是紧绷的肌肉松弛后的感觉，并没有在意，很快就睡着了。直到几个小时后，下铺的南安叫醒了我，那时已是夜里十点多了。
我一边下床一边问她：“你不累吗？我怎么浑身都没劲，尤其是……”还没说完，就感觉右脚踩到的爬梯变成了软绵绵的一团，好像那台阶化成了一团海绵一样让脚无法着力，紧接着右腿一软，整个人只剩下两只手还抓着床沿，身体吊在了架子床的一侧，茫茫然地都忘了放手。
“你这种下床方式很新颖啊！有了健身卡的人是不是都不屑于一步步正常下床？”胖胖坐在对面的下铺一脸坏笑地说。我手一松，正准备扑过去，却发现右脚下的地面也成了一团绵软，踩不到底似的，宽松的睡裤紧紧绷住了肿成了象腿的右腿，右脚怎么也塞不进拖鞋里了。待我反应过来，缓缓地脱掉睡裤站在宿舍中间时，舍友们看着90斤的我和那条异常粗壮的右腿，半天没说出话。
过了许久，南安才小心翼翼地用手戳了戳我的脚面，只见脚面上立马出现了一个深深的坑。几分钟后，我和整个宿舍的人窝在一张床上，一边没心没肺地在腿上戳坑玩，一边讨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极度匮乏的医学常识，最终大家一致认为是累着了，睡一觉就会好。南安恶作剧般地说了句“别是得了什么病，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没想到，一语成谶。
第二天起床时，带着一丝侥幸，我慢慢拉开了裤腿。看到的是一条更粗的右腿，已经肿胀得有点微微发白了。南安和胖胖见状立刻将我送到了校医院，同时打电话通知了我母亲。母亲若无其事地说“肿了吗？不疼吧，那骨头应该没事，打点消炎针可能就好了”，听到母亲这么说我们三个暗笑自己真是小题大做了。
校医按了按我的腿，说了声“咦……”脸上开始显出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随即开出一连串化验单：验血、验尿、验大便。我顿时紧张地忘了去揣测那声“咦”背后是什么，心想“还好只用做这一次这么奇怪的检查”，坚信这一定是医生的故弄玄虚，最后不过是打点消炎针而已。却从未想过，这仅仅是个开始……
“妈，尿蛋白三个加号，潜血三个加号，这是什么意思？”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好像声音自己飘走了终于又被她一把抓回来似的，很疲惫地说“马上回家吧”
2
之后的一个星期，母亲带着我从镇医院到市医院，再到省人民医院，做了所有能做的检查，最终我被确诊为“肾病综合症”。其实，这个陌生的词，当我们在镇医院检查时医生就已经告诉母亲了。我当时完全听不懂这个词中的危险性，可母亲始终不愿意面对它，非要去更专业的医院证实这是误诊。而最终，省医院的专家只在这个词后补充了一句“已经很严重了，很有可能转化为尿毒症”。这次，我听懂了，我中彩了。
随后，父母去学校替我请了长假，截断了我的大学生活。我的日子陡然变得单调起来。母亲每天学着用电脑搜索关于肾病综合症的信息，和所有医院的在线医生聊我的病情，在相关论坛里留言和记笔记，给北京、上海的专科医院打电话咨询。父亲则开始疯狂地加班，每天晚上都会将中午单位发的盒饭中的鸡腿带回来给我。而我，开始了卧床生活。因为医生告诫说不能累，不能久坐，要大量地补充营养和休息，否则体内蛋白将会不断流失。那种感觉很奇怪，没有一点病痛感，却被关进了无形的ICU，每天如重病患者一样生活。
不久后，在熟人的介绍下，母亲带我去了一家肾病中医医院，因为这家医院声称可以避开传统的激素疗法，用纯中药从根上治愈我的肾。第一次门诊时，一位白胡子老大夫煞有介事地对我进行了漫长的号脉，随即便开出了一张长长的药方，高深莫测地一言不发。我们也莫名其妙地被他感染了，近乎虔诚地去抓药并交了一笔异常昂贵的药费。
之后的几个月里，每个月都有一天，我拖着一条肿胀的腿和母亲去医院复查。看着母亲刷掉一大笔钱，再抗走下一个月的中药袋子。那个早上，我总要饥肠辘辘地饿到血检结束，然后闷头喝下一大壶温水，心里祈祷着可以以此冲掉随后的尿检结果中的加号。
等检查结果的过程异常煎熬。母亲总是装作若无其事地和周围的病人家属聊天，她们总是乐此不疲地从别人的病情中寻求着心里平衡。我就坐在医院门口的长椅一角，看着门前马路边买早餐的小摊，心里揣测着他们也许四点就起床了，走了多久的路才到这里摆摊，深秋的凌晨四点已经呵气成霜了吧，多辛苦啊;那个吃早饭的姑娘，看起来好像刚毕业的样子，一身深色的小西装也许还是临时借的吧，明显有些宽大了，她喝了一口热豆浆，烫的龇牙咧嘴，脸上的妆都几乎被五官挤花了。她索性抓起豆浆杯和一根油条向附近的公交站走去，一只手还拿着一本资料边走边看，看来这份新工作很是吃力……我看着他们，从心底里生出羡慕。
每一次的检查都以失望告终。尿蛋白和潜血两项的后面依旧是三个醒目的加号。虽然我深知这并不是我故意造成的，但每次看到母亲拿着检查结果抿嘴不语的样子，我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愧疚感，想把那条软绵绵的右腿藏起来。
最终，这家号称纯中药疗法的医院给我开了一瓶醋酸泼尼松——激素类药物，并要求我一天吃十二片。药瓶上标注的服用剂量是1-2片/日，可我的医生要求我吃十二片。母亲再三询问这样治疗会带来的副作用，而大夫却只是重复，想要控制病情的话，只有这一种治疗方法。所谓病急乱投医，我们居然也就相信了。
3
当意识到该换医院时，已经是近三个月以后了。那时，大剂量的激素非但没令我发胖，反而将原本就偏瘦的我变得更瘦了，只有脸一圈圈地浮肿了起来，而我的腿上依旧是一按一个小小的肉坑。当又一瓶醋酸泼尼松见底时，母亲突然想到了阿平。阿平是我的发小，当时在外地的一所著名医科大学读大二，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生病的事，所以母亲偷偷从我的手机中找到了阿平的电话，托他将我的情况和所有的检查病例交给学校相关专业的教授看看。很快，那位教授就联系上了母亲，并辗转将我安排进了一家市专科医院。这段缘由还是我转院两个月后的一天，阿平突然来探望我时告诉我的。那时我正在做穴位电击治疗，背对着阿平躺在病床上，身体随着电击一下下地抖动着。待我转过身后，我们俩像两只兔子般红着眼咧嘴笑。
到那时为止，我已服用了过量的激素，虽然有效地控制住了病情，却对身体造成了更多的伤害。但是因为这种药物的特殊性，我只能一点一点减少服药量。那所号称不用激素的中医院给我带来了之后近八年的激素服药史。
不过，我依然是幸运的。
接收我的是西安市的一家肾病专科医院。在我第一天入院时，院长便带着几位专家对我进行了会诊，那种郑重其事的询问和关心让我立即进入了养病状态，心里也终于安定了些。
我的主治医生段大夫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几岁，第一次查房询问病情时，居然还有点结巴，另母亲不禁怀疑起他的专业性。之后的一周，段大夫和母亲进行了多次病情交流，不断完善对我的治疗方案。一周后，段大夫查房时不仅不结巴了，还会趁母亲不注意时偷偷冲我挤着眼睛说“可以让你妈妈考个医师资格证了，每一次和她聊天都像是在考试”，母亲也渐渐开始喜欢这位年轻的医生。
而我，用一周时间适应了所有的治疗。第一次看见同病房的姑娘做足三里治疗时，我差点卷包袱逃走。只见护士将一支又长又粗的针头一点点刺入她膝盖下方的一处，再慢慢的将药推入，我看得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只觉得自己的两个膝盖骨以下瞬间失去了直觉。而一周后，我已经可以无比淡定地一边和护士聊天一边看着她将针扎入我的足三里穴位了。反而是母亲，总会在那时找借口躲出病房。之后，我索性将母亲劝回家，开始了一个人的住院生活。
肾病医院是一种很特殊的医院。这里的病人，除了尿毒症患者以外，都几乎没有什么病痛感，可以行动自如。每天早上，我都会很早去食堂，只为了抢一个韭菜盒子和两个鸡蛋。韭菜补肾，鸡蛋只能吃蛋白，这里的每个病人都这么吃。然后，立刻冲回到病房做足三里注射、穴位电击、中药足浴等等。将这些需要排队做的治疗早早做完之后，我就可以安心地躺在床上输液了。一天六大瓶，一瓶差不多40分钟，自己举着吊瓶去五趟厕所后就差不多可以结束一天的治疗了。剩下的时间，就是满医院交朋友。
大狗是一个东北男孩，长得高高壮壮的。第一次见面是在电梯里，他看着我拎的午饭，怯生生地问我“那啥……你这鸭腿在哪买的啊”。之后，我们便经常一起吃午饭。他得的是慢性肾炎，反反复复五年了，早已经把住院当成了一年一次的度假疗养。我常在晚饭后出门散步时，看见他躲在医院大门口的角落里抽烟，偶尔看见他被主治医生发现后拎到办公室里一顿臭骂。
有大狗这样懒散的病人，当然也有路飞这样一板一眼住院的。路飞是一个特别瘦的男孩，成日坐在轮椅上，因为长的很像《海贼王》中的路飞，我们渐渐便忘了他的本名。听他的父亲说，路飞天生就只有一个肾，半年前被查出了肾病综合症，一个月前转为尿毒症了。转来这家医院后，便直接开始做透析。我和大狗每次路过他的病房，都会忍不住往里看，有时是他刚做过透析，整个人看起来和健康人一样，大狗便大咧咧地拉着我进去陪他聊天。而大多数时候，路飞则躺在病床上，看见我们也装作没看见，他的父亲就会略显尴尬地冲我们点点头，我和大狗便不去打扰他。直到有一天，路飞的病房突然空了，大狗和我站在门口看着曾经负责路飞的护士整理着空床铺，正想进门询问，突然瞥见护士抬手飞快地擦了擦眼角，我和大狗对望一眼，默默地各自回了病房。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甚至提起过这个病友。
4
住院近四个月后，我的第一阶段的治疗也结束了。我带着化验单上顽固的加号，回到了学校。那时，我才发现我的生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室友们关心的是考试、出国、论文……我关心的只有每天早上尿蛋白试纸上的结果。它几乎成了一项庄严的仪式，在每天清晨七点半左右，用一小截试纸上的一小块颜色，轻易就决定了我当天的所有情绪。
很突然地，所有的娱乐活动都和我没有关系了。舍友们出去逛街不会叫我，因为我不能走太久；舍友们去校门口新开的小馆子聚餐也不能叫我，因为我只能吃低盐的食物；体育课时，大家兴致高昂地讨论着是选篮球还是瑜伽时，我也只能坐在一边抠着手指头看她们，因为我永远永远不可以做剧烈运动了；每次和室友去浴室洗澡，洗完后，我都需要室友将衣服从较冷的更衣室递进浴室，然后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穿衣服，别人一定觉得我实在是做作得不像样了，她们不知道，对那时的我来说，一场感冒就可能将我变成尿毒症。
就连正常上课，对我来说也变成了一件吃力且闹心的事，因为每到一节课过半时，我的腿便会开始肿胀，脚底的地板变得越来越软，腰越来越疼，我的心思和注意力也开始在课堂和腿之间来回拉扯。原本应该热闹精彩的大学生活，硬生生地变成了一场提前养老，那时，我觉得生活突然把我的身体掏空了，再不由分说地封印进去了一个八十岁的我。
那年，很流行一句话，“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周围的朋友们，在暑假邻近时，就开始相约着结伴旅行，看着她们精心准备的旅游攻略，我一边在本子上写着“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尿蛋白和潜血”，一边等着父母来接我去医院。我的假期，只能用来住院。记得那天去医院的路上，父亲小心翼翼地开着新买的车（他是为了让我今后不用再坐长途车回家而突击考下的驾照），母亲坐在我身边不时用手按一按我的小腿，然后一边摸着按出来的小肉坑，一边安慰我说“没事儿的，比之前好多了。没事儿的，这次住完院估计就好了”，听起来却更像是在安慰她自己。我听着心里烦躁，一把推开她的手，侧脸看向车窗外。待到下车时，我才看见母亲眼睛红红的，她在我身旁无声地哭了一路，那是这场病带给我的最痛的记忆。
5
那个暑假，我的第二阶段治疗并不理想。我已经忘了多少次，我的午睡是在医生们低低的讨论声中醒来的。一睁眼，就看见床前围了一圈白大褂，正指着我小声地讨论着什么。段大夫曾解释说只有午休时才能聚齐这么多专家来一起会诊，而我总是在半醒状态里看着床边的一圈模糊的人影，感觉在亲临一场遗体告别。多次会诊之后，段大夫对我的治疗方案一改再改，看着他和我的家人日渐紧张的神色，我反而不急了。我把我的身体交出去了，每天哄乖了她吃药，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对那几个月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只记得身边病友和他们的家人愁云惨淡的脸，我每天在这堆脸里没心没肺地看电视傻乐，看书写字，和护士逗乐聊天。朋友不时开玩笑地发信息问我“大脸病好点了吗？”，我就自拍一张肿胀的大脸照回过去，照片上的我笑得眼睛都找不到。期间，年迈的外公来看过我一次。因为从家到医院，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外公向家人申请了多次，父亲才同意开车带他来。记得外公刚走进病房时，我正躺在病床上一边打吊瓶一边做足三里注射，平时老顽童一样的他，撇着嘴站在病房门口不敢走近，就那么不远不近地看着我。那天后来的时间，外公一直坐在我病床边，一会抓着我的手揉一揉，一会学着旁边病床家属的样子给我按摩按摩脚，一句话都没跟我说。那天，外公走时，已经是黄昏了。他走到病房门口时又回头看了我很久，夕阳的光夹裹着病房里细细的灰尘，在他的脸上毛茸茸地包裹着，我看不清他的眼神，只觉得很温暖。那种眼神我在三年后又见过一次，在外公决定自杀的前一夜和我分别时。那是后话了。
到第三阶段治疗时，我的腰疼和脱发症状加重了。尿检中的加号偶尔减少成两个。每天看着段大夫查床时的表情，我已经猜出了我的病情。医生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对我进行一次激素脉冲。脉冲那两天，母亲请假来陪我，因为医生说我很可能会晕厥。结果，那两天我变成了一副酒鬼的可笑模样，脸颊通红，走路不稳，还特别亢奋，总想下床乱跑，一被按回床上就发脾气。段大夫好笑地看着我，陪着母亲看护了我整整两天两夜。脉冲后，尿蛋白加号降为了一个。一周后，尿蛋白和潜血消失了。段大夫在我的出院单上写上了“临床痊愈”四个字，然后重重地出了口气说“为了治你，我的白头发都长出来了！”至此，我终于，终于在尿毒症的边缘捡回了我的身体。
三年的治疗时间，相对于很多肾病患者来说，是很短暂的。尽管这场病永远不会彻底痊愈；尽管从此我再也不能喝酒，还要面对这种各样的限制甚至是更严重的复发；尽管我还要依赖激素和其他药物很多年，我依然是幸运的。因为，我在我的大学生活中，得到了比挥洒青春、追逐梦想更珍贵的经历：我保住了我的小命。没有什么比这件事让我觉得更牛逼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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