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的年代已经离我们远去很久了。
1934年1月，沈从文作别新婚妻子张兆和，从青岛出发，重回湘西凤凰老家。湘西境内，彼时没有大路，仅有船行。沈从文坐在船上，穿越湿漉漉的桃源、兴隆街、麻阳、柳林岔、缆子湾，看见每一条认识的河流，喊出每一块险滩的名字，遇见小时候认识的那些船夫、军官，儿时的种种记忆都翻涌而起，拿笔在摇晃的船舱中写满了一张张的纸，那些惊喜、激动的心情跃然纸上。后来这些作品辑成《湘行散记》，小小的一册不仅仅是文学作品，也是湘西自然风景、地理民俗的生动记载。
不过实际上，沈从文先生不仅仅写了这些活泼生动的散文。刚刚与新婚妻子分别，怎么可能少了写给妻子的书信呢？一路上只要是被写进散文中的人情风物，都在称呼为张兆和小名“三三”粘腻的书信中出现过。这些书信后来在编《沈从文别集》的时候，都辑入《湘行集》的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的散文一起，成为了“对私写作”和“对公写作”的可爱对比。
例如16日，船泊曾家河，沈从文将这一夜的故事写作《泊曾家河——三三的专利读物》和《水手们——三三的专利读物》。光看这个标题就让人觉得光说这是“爱”都已经显得不够味，而至少应该说是“宠”了。快到鸭窠围的时候，船过了几个险滩进了不少的水，不仅仅淹坏了一堆用来写文章的纸，还打湿了被衾棉衣，让本来就寒冷的冬天变得更加刺骨。沈先生当天写给张兆和信的标题为《今天只写两张》，说明了船进水，纸短缺，手冷得僵硬，但还是给三三描述了船上如诗一般的橹歌。读完之后再翻页，下一封信的标题是《第三张……》，因为听见两岸令人心动的鸟叫声，必须跟妻子分享。先生自己打了个省略号，好似也很无奈，说“离开你，这只手除了为你写信，别的事情便无论如何也做不好了”，如此性情，看了真是禁不住笑出来。
文章是用来发表的，所以总是溢美、严谨、舒缓、华丽的那副样子。但是写给最亲密的人的信，那就只求尽兴，撒泼、癫狂、孩子气，我就是最真实的我。《沈从文别集》是沈先生亲自选文辑录的，所以我觉得算他自己主动将另一个“他”给公众。或许他辑录文章的时候看到以前写的这些甜腻的信，都是害羞地笑着。相较之下，朱生豪先生的书信就没那么幸运。
朱生豪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莎士比亚的文学家，不幸的是32岁的时候死于肺结核。他翻译的莎翁作品至今畅销。1942年朱生豪与宋清如婚后，去常熟宋清如娘家暂住。朱生豪先生写了《约法七章》，不乏亲密的承诺。例如其中第二条写作：“生豪愿对岳母尽最大可能之孝敬，并诚意服从清如之任何训令……”再如第五条又写：“清如必须向生豪保证不得有六小时以上之离别，如有必要之理由，当先征得生豪同意，并约定准确归期，不可失信。”每每读到这种甜到腻歪的“约法”，我都会禁不住想如果朱生豪先生知道这些书信要出版、公开，会不会羞愧难当？
还有更恶劣的——愿先生原谅——时间再早一点，已经毕业在上海世界书局工作的朱生豪为了缓解宋清如因为毕业论文和答辩而紧张的情绪，写了三首打油诗，题为《我爱宋清如》：“我爱宋清如，风流天下闻……”因为是调节气氛，写得极其直白，情感满溢，毫不遮掩。我想学妹宋清如当时一定笑岔了，而朱生豪学长如果知道这些信给大家都看到了……
当然了，并不一定所有的书信都会让读者有这种“重新”认识一个名人的感觉。1903至1908年间，里尔克给渴望成为诗人的青年卡卜斯写了十封信，满含诗人对后辈的关切和提携。“好好忍耐，不要沮丧，如果春天要来，大地就使它一点点的完成，我们所做的最少量的工作，不会比大地之于春天更为艰难。”这十封信后来被集结出版，就恰好成为了诗人深厚文学功底和高尚道德品行的一个注脚。梵高颠沛流离一生，写给自己弟弟的书信被辑成《亲爱的提奥》，“当我画一个太阳，我希望人们感觉它以惊人的速度旋转，发出骇人的光热巨浪”，也曾经见证了一个画家对于生活的无限热爱与崇拜。
书信作为一种源远流长又极为必要的写作体裁，一旦公开了，就发挥着这种补足作者人格的作用。一个人就像一张拼图，只看那些公开的作品总会少那么一两块拼不起来，显得不完整，不丰满，不立体。拿着这些长长短短的书信，才恰好发现那个完整的、好玩的人。唐朝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尽管精巧，却也有投机取巧之嫌；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实际上不小心开了地图炮。那些连作者本人都没想到会公开的书信，总会给读者一个重新发现他们的惊喜。
不幸的是书信早就被其他更便捷的方式替代了，以至于我在想，以后会不会有《XX来往邮件辑》，《XX短信聊天集》这种东西。不过短信微信本来就短，琐事居多，能发表也估计五味尽失，不可谓不遗憾。
当然，书信总归还是名人的隐私，公开出来总有点脱光了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感觉。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巴尔扎克总是吩咐仆人把自己的书信都烧掉的原因吧——我想还不是为了防我们这种偷窥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