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边摆放了三盆可以称之为“花”的植物，绿而肥厚的叶子呈深秋季的暗绿色，这种颜色与窗外初春的景象很是不搭。远处的枯山不高但连绵，人们仿佛置身在一个巨大的木盆中工作、生活。而木盆的盖子时而是蓝色，时而是灰色。
我想那日的天空一定是灰色的，云层厚厚的由西向东缓缓移动。与云层赛跑的是我的姑姑万心，她骑着自行车风雨无阻地跑遍了高密东北乡十八个村庄的街道和胡同。同样的姑姑，同样的自行车，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是迎接新生命，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主要工作则是结束新生命。
小说的构思非常特别，开篇是“我”与日本作家杉古义人的对话，在杉古义人的鼓励下，我决定将姑姑的一生为素材创作出一部话剧，在创作过程中，我先以书信的方式把故事寄给杉古义人。这样写的好处是，作为读者可以置身事外的冷眼审视故事内容，听起来代入感好像不如第一人称叙事强，但实际上这种写作手法可以牢牢把控住读者的情绪，正因如此，让我的眼睛在阅读过程中时而干涩时而湿润。
如你所知，在我们近代的某个环境下，鼓励女的带环儿或者男的结扎。所谓的鼓励其实和强制也差不多。在农村往往是孩子脱离母体的那刻，环“顺便”就给带上了。不难想象，在城市文明尚且不文明的时代，农村对于这种事儿更是抵触之极。
有句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与知识分子的虚张声势不同，农民伯伯都是真刀真枪的干。面对层层阻力，姑姑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什么扒邻居的房子啦，围剿抓捕啦等等五花八门，这个对立过程中当然也是存在风险的，出那么一两条人命也再正常不过了。目的只有一个，超生绝对不好使，谁都不好使。
书中有处片段让我时常回想起来就觉得有趣。“我”妻子的第一胎是个女孩，众所周知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们存在重男轻女思想，尤其是农村。（当然了，现在也没好多少，只是嘴上不说）“我”的妻子被带上环后又怀孕了，当然了从技术层面讲这是有可能的。但无论怎样，二胎都是不被允许的。
当我得知妻子是千求万求村里的某个男性农民把体内的环勾出来时，心里既膈应又喜悦。膈应是因为传统、保守嘛，妻子被别的男人看了私处自然心里不痛快。岳母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悄悄跟“我”说，村里的其他家都是找他勾出来的。而且勾的时候是穿着内裤的，只需要在内裤上剪开一个洞就可以进行“手术”了。
多妙，多聪明！生活在神州大地上的人们用无穷的智慧诠释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高密东北乡发生的故事不仅仅是特殊存在的，这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区域。那时有无数个高密东北乡，也有无数个姑姑和没来得及啼哭的“咕咕”。
莫言先生将这种反天性的、对立矛盾的，全都毫无保留的呈现给读者，是非对错不加任何主观干预全由读者自行判断。在我看来这是史诗般的对于社会更迭的追问，更是将关乎于生命的歌颂、敬畏推向了新的高度，同时跟随着看似轻描淡写但艺术水准极为丰富的写作手法，将思想和人性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读过温瑞安《四大名捕》的朋友知道，书中的人物名字以人体的器官进行命名非常特别，莫言先生借鉴了这种命名方式。我们看到陈鼻、万足、肖上唇等等有趣的人物不仅乡土气息十足，而且十分妥贴。这也是我非常喜欢也希望大家可以留意的地方之一。
小说由四封信和一个剧本构成，剧本部分被放在了最后。初读剧本部分觉得莫名其妙，但读完之后不得不为莫言先生的新颖想法击节称赞！在剧本部分，有几个场景描写，看似与故事结尾毫不相干，但却是对信件部分从另一种角度的重新叙述与强力补充。从另一个侧面讲这也是莫言把对生命的敬畏与崇敬之情往纵向深挖，对于生命的思考及追问也赋予了小说新的张力和意义。
关注我的朋友可能发现我很久不更新文章了，实际上是被锁定仅自己可见了。
关于锁定，我是完全服从且毫无怨言也不会申诉的。因为我的观点仅能代表我自己，我写出来的也是我真实想的（甚至已经很委婉了）。至于别人怎么想的、看的、怎么通过手中的技术手段屏蔽，我又何必考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