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开玩笑说，出去浪，一般驴友要带齐全套露营装备(帐篷、防潮垫、睡袋、头灯)，登山装备(速干衣裤、冲锋衣裤、头巾、帽子、登山鞋、登山杖)，个人物品(洗漱用品、餐具、水、路粮等)；而我，只需要带一个老公。
一年前的12月中旬，正是秋意正浓时，我带上老公，老公带上两个总重超过50斤的登山包，跟上楼爷带领的队伍，参加1626m大稠顶-1398m龟子顶-1432m雷公顶重装连穿。
第一天，按计划路线，屡次找不到路口，路网的方向无迹可寻，只好丛林硬穿，下午4点，终于穿出丛林，到达露营点——位于大稠顶与龟子顶垭口的一个草坪。休整片刻，放下笨重的背包，携水轻装登大稠顶一览众山小。一路浓雾，待穿出云层，豁然开朗，那种美妙已无法用语言表达。
在山上，手机几乎进入飞行模式，登顶过程中手机响了几次，为了捕捉时有时无的信号，停下来听了几个工作电话，导致我们俩落后队伍10分钟。等我们到达山顶大石头观景处，队友们已经开始动身折返，临走叮嘱我们快点拍完照就下山，争取夜幕降临前回到营地。
开始下山时，还能听到前方队伍的呼喊，我们也高声回应着。慢慢的，天色渐暗，喊声越来越小，完全听不见了。为了追上队友，我们急匆匆赶路，没有看地图。找不到原来的路，就朝着大致方向硬穿丛林，实在切不过去了，偏移方向打算绕过去，但越偏越远。
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下降到一个溪谷，海拔接近营地了，但地形不对，也不见队友踪影。呼喊没有回应，手机没有信号打不出电话，更没有网络。我们迷路了！
浓雾凝成雨滴落下来，润湿了衣服帽子，我们又冷又饿。溪谷寂静得可怕，没有风，只有簌簌的树枝和落叶声。这时候我多么渴望能见到一个人影，听到一句人声，不管是谁，不管说什么都好。
老公之前下载了路网，但GPS信号弱，定位偏移，他在努力地镇定地辨认方向，我完全信任他，坚定地跟着他走，没有走出去也不敢说半句泄气的话，甚至连“怎么办？”都不敢问。
如果背着登山包，我一点也不担心，因为包里有帐篷可以遮风挡雨防虫蛇，有睡袋御寒，有水有粮饱腹。可是，我们身上只有2个头灯、2部电量不多的手机，和1瓶550ml快喝完的水。队友有没有在找我们？万一万一，真的出了意外，家人们会有多悲痛，队友们会陷入自责，网友们会喷我们不自量力、浪费社会公共资源。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万幸万幸，什么也没发生。我们没有放弃尝试，不停探路，不时停下来看手机地图。一次又一次地呼喊，终于听到远处楼爷的应答，确定方向，循声穿出了溪谷。
迷失的这1个半小时特别漫长，我虽然没有表露出来，但内心感到很无助，甚至想到了最坏的结果。不过我没有哭，反而在穿出溪谷后，有那么几个瞬间，我差点落泪：
看到浓雾中营地的朦胧灯光，听到大家为我们的回归噢噢欢呼；
兰子走过来迎接，轻轻摸摸我的头，说没事了没事了；她一直在担心我们、焦急等待，在我们回来之前，早已帮我们搭好帐篷；
楼爷给老公递上热水，把参片放在我又脏又黑的手心里；蓝天和美凤把自己暖水瓶里所剩不多的热姜茶往我杯里倒；三妹“逼”着我们吃下很多她煮的热食。
这些可爱的人儿，与我只是萍水相逢，因为一个约伴帖而同行，却对我这么好。可能后半生不一定会再见面，但我会记得每个善意举动带给我的温暖。
用湿头巾擦擦脏兮兮的脸、手、冲锋衣，换上干爽衣服，在帐篷里又饱又暖地躺下。我们隔着两层睡袋手拉手，直到这一刻，才终于卸下所有的故作轻松，互诉当时的不安与事后的余悸。他问我怕不怕，我说有点慌，但是和你在一起，我不怕。他用力捏了捏我的手，没有说话。
有人爱，有事做，对明天有所期待，夫复何求？
一夜无话。第二天，登龟子顶后，又是噩梦般的重装穿越，一路都是齐人高的硬枝灌木丛。傍晚6点，到达雷公顶。一天没有补水点，大家的水瓶都快见底了。在及腰的杂草中急下坡，从数米高的悬崖扶树而下。晚上8点半，进入岩石急降路段，险象环生，放了两次绳子。晚上10点半终于到山脚，完成最后一关——渡过水流湍急的小河，踏上水泥路。深夜11点20，坐上接我们回去的车。
两天两夜的行程，个中险恶，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体会。迷失的那1个半小时令我终身难忘；更难忘的是，一路上，队友们互相扶持，生死相依。还有一只体力毅力惊人的狗——朱古力陪伴，童心未泯的队友们热衷于上树摘“灵芝”(其实是树舌)、采苦涩的野果、捡好看的矿石，哪怕路再难走，也乐在其中。
时隔一年，我才能平和地把它记录下来。当时没有写，是因为觉得太丢人了。
我们接受过山鹰户外领队班培训，虽然没有实习认证，七七八八也算是个准领队。明知道这次路线所有队员都没走过，而且重装连穿三座千米大山，难度极大，却依然大意轻心，不去认真做行前准备，导致迷路。尤其是我，在迷路的时候才第一次认真看地图，慌乱中看地形、判方向。在户外，不能依赖任何人，靠自己才是真的。
再选择一次，我还是会去，不惧山高路远，为途中的一草一木而欣喜，为山顶的独好风景而慨叹，更为同心同行的人而动情。
如果有下次，我会对大山多一份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