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台大社会学孙中兴教授在第一堂课上给学生例举书单时说道：
“有的书年代比较久远，那我们去读的时候就要放在相应的社会背景中，先了解作者本人和写作背景，这样阅读起来就会有两种感受：
一种是当时的人怎么会有这种想法观念，好荒谬！
另一种则是当时的人居然会有这种想法观念，好超前！
我所推荐的书中，不代表我一定支持作者的观念。比如推荐许烺光（曾为美国人类学会会长，与费孝通同时期）的书籍，虽然有些观点在我看来比较偏颇，但是我们却是要去看他写作的大格局，读的也是一种格局！”
所以针对于网上书评出现褒贬不一的评价，我个人将按照孙中兴提倡的读书报告写作方式：
作者简介及观念+写作背景+内容大纲+启发（提问式&结合生活经验谈感受式）
01.
作者简介：
鲁思·本尼迪克特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诗人。
作者观念：
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
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
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为各种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
人们的行为是受文化制约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为都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和受到重视，而其他部分则受到压抑。
（故此《菊与刀》主要从文化着手研究日本人的性格。）
02.
写作背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需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
对德国，美国比较了解，政策也比较明确，即武装占领，直接管制。而对日本，美国不太了解。
所以当时有两大问题需要研究：
第一，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要进攻日本本土而采用对付德国的办法？
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
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
《菊与刀》就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指导美国如何管制战败后的日本。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由于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本尼迪克特本人当时不可能到日本去进行实地调查。
所以，她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凭借到过日本的西方人写的游记及其他书籍和日本文学作品和电影来进行她的研究。
03.
内容大纲：
（第一、二章）
“菊”本日本皇室家徽, "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
鲁斯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
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
（第三章至十一章）
根据以上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作者透过恩、情义、名誉等关键词描绘了日本人的德行规范，同时描绘了一个由洗澡、睡眠、吃饭、恋情、酗酒等组成的人情世界，最后指出日本人的道德困境。
其结论是：
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
他们以知耻为德行之本，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这种文化的极端表现，就是日本流行的自杀现象和战争输出。
日本人以适当的自杀行为来洗刷污名从而赢得令名，这让我们再一次想起武士切腹。
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其深层动因依然是名誉，日本人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重”。
（十二章）
更深一步的研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即原著中提到的教育出现了断层：
“让西方人感到惊讶的是，日本男人的行为矛盾，是因为日本儿童教育中出现了断层。
他们永远记得童年时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简直就是神，可以为所欲为，可以随意发脾气，似乎欲望都能得到满足。
这种记忆虽然渐渐恍惚，但潜意识里还一直存在。这种双重性格就造成了他们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浪漫地谈恋爱，也能对家里安排的婚姻言听计从。既可以贪图享乐，也可以把义务看得高于一切。”
（十三章）
通过以上的研究发现，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
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并且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的行政机构，特别是保留天皇。
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决策同这位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事实发展同她的预料和建议一样。（本书的价值）
04.
启示录：为什么日本人一言不合就自杀？
精神胜于物质
在战争中，日本人更相信精神的力量，他们始终认为美国虽然在物质上是强大的，但精神终将战胜物质，并且关于战争中的胜利与失败，日本政府在同民众宣传时都说这是可预测的。
正如占时日本广播中经常播放的：
“物质资源有限，终将覆灭，这是永恒的真理!”
他们相信相比于物质，灵魂的力量是可以锻炼并且攻无不克的。
特别是美日战争中，不论哪一方获胜，日本的政治家、领袖以及军人都反复申明，这不是一场军备上的较量，而是日本人的精神与美国人的物质之间的较量。毫无疑问，这场较量，胜利必将属于日本。
由其对精神力量的信奉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现象，日本人相对于活着投降更热衷于战死或者自杀，觉得这才是体现生命价值的方式。
肉体如果脱离精神是一种恐怖的存在。
名誉即一切
在日本眼中，道义最难承受，他们的道义范畴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对社会的道义，即为报恩，另一种是维护自我名声的道义，即个人名誉。
日本对个人名誉的看重就类似与美国人对个人信用的看重，绝不可以透支。
孝道在日本就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甚至包括宽宥父母的恶行。只有在与对天皇的义务冲突时可以废除孝道，此外，无论父母是否值得尊敬，是否破坏自己的幸福，都不能不奉行孝道。
天皇，是超越一切政治纠纷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
“忠”对日本人的支配是无可怀疑的，“天皇说话了，战争就结束了”，即使投降，最高的法律仍是“忠”，这也被称为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如果日本人对于恩和忠都无法做到，就会被说成这个人不道义，即为名誉受损。
如果名誉受到玷污，通常会采取两种做法，自责、自杀或是复仇以洗耻辱。
耻感文化惺惺作祟
日本的道德是一种“耻感道德”，它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感觉到有外人在场，在本质上属于他律的成果，那么就不必沮丧，坦白反悔是多余的。
比如日本人常说：
“知耻为德性之本”
“知耻之人”有时被翻译成“有德之人”耻感在日本伦理中的地位与西方伦理中的“纯正良心”、“坚决相信上帝”、“回避罪过”不同。
耻感文化不同于人类学文化研究中的罪感文化，罪感文化提倡的是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靠它发展人的良心，有点类似西方的原罪论和王阳明的心学理论基础。
而耻感文化却是人们会对那些我们认为的犯罪行为感到懊恼。种懊恼可能非常强烈，犯了罪的人可以通过忏悔罪行而减少自责，但他不能因此而解脱。
所以在战争中的日本人，对于投降或者仅是成为战俘，并且对于伤兵，在医疗环境方面日军并没有足够的重视，那么他们认为伤兵是“废物”，甚至在特殊情况下会直接杀死伤兵已达到他们的战略目标。
即便是美国战俘在俘虏营中，连笑都不敢笑，他们怕刺激到看守他们的日本人。
《菊与刀》最大的特色在于鲁斯不时将日本与美国做对比，例如文中提到的日本人喜欢自杀，就像美国人喜欢罪恶一样，两者都以此获得同样的乐趣。只不过与杀人相比，他们更愿意把这种乐趣建立在自杀上。
借用培根的话来说，他们把自杀看作最喜欢的“刺激性事件”。议论自杀迎合了日本人的那种满足感，而其他话题却起不了这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