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人口远比我们想象的多

衡量贫困的标准一般有两个，一个是年均收入，一个是恩格尔系数。从绝对贫困线来看，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是1.25美元一天，折合下来大概在456美元一年；相比之下，我国的贫困线相差近一半，为人均年收入2300元。国际贫困标准一般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为收入或者平均收入的50%作为贫困线，与我国的2016年修订的贫困标准基本一致。按照这个标准来看，我国还有8200万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13%，占全国总人口的近十分之一。

      被遗忘的扶贫对象：中国城市穷人

1990年以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体现为农村贫困。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中又出现了另一个贫困空间，城市贫困。城市贫困近年来出现新趋势，一是绝对贫困人数增加，二是贫困人口结构发生发生变化，由个体归因型贫困到社会归因型贫困，过去城市贫困人群主要为三无人员，或是因为自身技能不足。而今大量的贫困人口与不稳定的政策、经济转型发展等宏观因素有关，大量劳动者一时无法适应市场变化；三是贫困程度有所加深，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缓慢，与之相对的是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均收入水平。

造成城市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宏观来看，改革开放后体制改革、经济转型发展以及当前新兴起的人工智能都直接或间接的导致了城市人口的贫困。

目前城市贫困人口应该分为三部分人：进城农民工、国企改革下岗职工、刚毕业的大学生。

乡村为城市“贡献”了大量贫困人口，农村人口的迁移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困人口的迁移。一方面，面对城市较高的物价，即使是农村的殷实之家，也很难在城市相对高的物价中很好地生活。另一方面，随着农村机械化的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进城，在不注重自身技能发展的情况下，他们中的很多人从事着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没办法很好的融入城市生活。数据显示，城市每年消化1000万农村人口，这部分人里有百分之八十属于贫困人口。”

第二部分是国企改革的下岗职工。 改革开放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国有企业从原来的国家荫护到不得不面对市场竞争，必然会面临转型之路的阵痛，企业兼并破产，大量员工下岗分流。离开原岗位之后，许多国企员工因为文化程度、年龄等原因很难再找到工作。

第三部分是一部分刚毕业的低收入大学生群体，被普遍称为’蚁族’。一方面，高校扩招，人才市场不再处于供小于求的紧缺状态，劳动力市场对普通大学生不再青睐，本科学历已成为许多岗位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高校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化反应不灵敏，学科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技术性人才紧缺，而理论性人才供大于求。与一线城市甘冈的生活成本相对应的，毕业生在毕业初期往往无法取得可观的经济报酬，他们中的很多人往往与人合租，或是居住在城中村。而作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也往往是在互联网上发泄生活压力和对生活不满最多的一群人。

  跳出贫困圈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容易

  从个人原因来看，低收入者收入文化水平过低，技术素质差，致使其很难再顺利就业。然而，个人素质低缺乏并不是导致贫穷的唯一原因。

  实际上，很多人早就注意到贫困文化对于人的影响是持久的。刘易斯认为，贫困文化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实际上是穷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是穷人对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的一种持久的反应。穷人由于意识到，摆脱困境、获得成功已不可能，于是索性放弃努力，形成“贫困的恶性循环”使贫困群体的成员很难摆脱物质贫困。

  贫困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和消亡的滞后性。当物质贫困消亡后，它仍然会对贫困群体成员的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产生影响”，这种贫困文化滞后消亡的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它会使已经摆脱了物质贫困的那些人重新沦为新的贫困者”，发生贫困回归效应；其二，它会使已经摆脱了物质贫困的那些人成为潜在的未来的贫困者而将贫困潜伏下来，即发生贫困潜伏效应。贫困者通过救济与物质扶助只能暂时脱离贫困境况”由于贫困者落后的观念和贫乏的知识技能”已经脱离了贫困境况的许多人会重新沦为贫困者。

《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和忙碌的》一书中提到，稀缺俘获大脑，我们的思想会自动而强有力的转向未得到满足的需要，消耗我们的意志力。行为经济学上的“决策疲劳”指的是短时间内做出的决策越多，精力越疲惫，导致决策越来越随意。而这种“决策疲劳”往往对穷人的影响力更大，因为他们习惯于反复比价，这消耗了他们大部分的意志力，那些频繁的、无意义的决策使得他们的大脑疲劳，没有精力去提高自己在别的方面的判断力。注意力被稀缺资源过分占据，会引起认知和判断能力的下降。

最可怕的是稀缺会进一步延续并加剧稀缺，贫困之人会一直穷困潦倒的可能性更大。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尽管一部分人认为市场经济使得阶级流动更加容易，关于“阶级固化”的声音却越来越大。

很多人看过BBC的纪录片《人生七年》，这个纪录片拍摄了14个不同阶层的孩子49年的人生，每七年记录一次，从7岁到56岁。精英阶层的孩子一路按着既定的路线上好大学，当律师、政客，继续着父辈优渥的生活，而原本出身寒门的孩子大部分仍旧挣扎在底层，只有一个孩子跳出了原有的阶层。

  贫困家庭孩子上名校，也许路早就堵死了

对于身处贫穷困境的人来说，教育是他们的最佳选择。笃信高考的寒门学子或许还不知道，早在高考开始前，他们与中产和富裕家庭孩子的差距就已经拉开，这种不公平甚至从他们出生时就已经开始了。

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教育是个人获得社会地位、实现向上流动的最重要因素。

近５０年，社会学界都承认并强调父母职业对子女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有决定性影响。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有这一现象，教育并没有改变社会结构，而只是延续和强化了既有的社会分层模式。

  农村孩子上名校，路早就堵死了。1978年，刚恢复高考时，高校生源还算多样，名校招收了相当一部分农民出身的学生。而到了2003年，城市青年上普通大学的几率，是名村青年的8倍，上北大清华的概率，是农村青年的43倍。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比例下降，至少在2010年，全国18岁的青年里还有九百多万居住在乡村，这样来看，农村学生考进名校的比例还是太低了。向金字塔尖移动越来越艰难，原本期望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的难度越来越大，《风雨哈佛路》之所以流传，是因为像这样的故事实在是太少太少。

  以北大和苏州大学为例，从职业辈出率来看，干部子女在这两所精英大学的辈出率远高于其他职业子女。北大和苏大的生源状况分别反映了全国范围精英教育的生源状况，省级区域精英教育的生源状态。借助职业辈出率进一步考察两校学生家长职业的变化情况。  在１９９5—１９９９年间，干部子女在北大的辈出率为２３．０４，即是本职业总人口比例的约２３倍。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辈出率在北大和苏大均居第二位，且都有所下降。北大从９．０４降到６．８８；苏大从４．４３降到１．５９。农民子女辈出率最低，小于百分之一。

  穷人思维不是贫穷的原罪

  提到贫困，不得不提到前段时间刷爆网络的“穷人思维”。贫穷家庭环境下长大的人，大都缺乏足够的支持，甚至需要帆布原生家庭的沉重负担，会导致他们在做决定时局限性特别明显，瞻前顾后，缺乏计划，往往因此错过很多机会，种种迹象看起来确实是所谓的穷人思维。然而所有批判穷人思维的文章看上去都在教你怎么把钱花在刀刃上，好腾出时间做有意义的事情，可是对于多数人来说：我们缺少拿钱换时间的筹码，只有维持基本生存的钱，而同时那些所谓的有意义的事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才能得到。实际上，更新自己的环境，为自己打造更舒适的环境，多买几本书，多听几次网络课程真的能让自己迅速升级和改变现状吗

  穷人思维不是造成贫困的唯一原因。一个普通甚至贫穷家的孩子，没有二代那种与生俱来的资源与优势，理所当然的将自己身上的不思进取归结到原生家庭身上，心安理得的混日子，不知道资本的最初几类也是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才是真正的原罪。

参考文献：

人民日报新社论：在共享共建中消除城市贫困

孙凤琴《“蚁族”现象的原因和措施》

《被遗忘的扶贫对象 ：中国城市穷人》

《稀缺：我们是怎样陷入贫穷与忙碌的》

梁辰，李中清《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社会来源研究》

张红霞，江丽华《  阶层的固化与再生产：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化与社会流动》

邓志强《青年阶层的固化：“二代们”的阶级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