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时间坐标点

先说时间坐标，中国历史发生过几次重要的转型，这些转型推动着中国历史向前的发展。第一个转型是商周之变，就是从商朝到周朝的转型。这次转型之后，我们开始有了“中国”这个概念，中华文明当中最初的普世主义理想开始出现了。第二个转型是周秦之变，就是从周朝到秦朝的转型。这次转型，让中原从分封割据的局面进入到大一统的局面，中国历史也开始超越于中原之上，中原与草原的相互塑造和对抗成为中国历史的大脉络。第三个转是唐宋之变，从唐朝到宋朝的转型。这次转型，让中国的社会结构从豪族社会进入到平民社会，此后中国历史再无长期的分裂，大一统开始成为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过程。在先秦之后，中国的文化在宋朝迎来了又一次大爆发，有些西方学者甚至称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次文化爆发，不仅决定了此后将近一千年的中国文化气质，也决定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其他儒教国家的文化气质。第四个转型是清朝末期开始的古今之变，中国开始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进行艰难转型。这个过程带来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历史过程，转型过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还未完成。

五个空间坐标点

时间和空间加在一块，才是完整的历史。说完了时间坐标，再来看看空间坐标，就是曾经提到过的草原、中原、海洋、西域和高原。在几个大的空间，彼此之间有着极为深刻的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以至于脱离开一方就完全解释不了另一方，所以它们加在一块构成一个体系。所谓的中国历史，就是这个体系的演化史。就空间坐标来说，这里面的主线是草原、中原、海洋这三大空间的关系，副线是由西域和高原这两个空间构成，副线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影响着主线的发展过程。主线也有个演化的逻辑：简单说，在古代历史上，我们会主要探讨草原和中原的关系，因为草原和中原之间的博弈，带来了新秩序。你可以理解为在草原和中原之间不断生长出新帝国，所以草原和中原是一条秩序的创生线。而中原和海洋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只是秩序的传播线，也就是海洋在古代只起到传播影响的作用，不负责创造。到了近现代历史上，就反过来了，海洋和中原的关系，成为新秩序的创生线。新的民族主义精神、组织力量都在海洋和中原的关系中展开，而中原和草原的关系，在这时候变成了新秩序的传播线。而这一切的起点，都在第一个大转型上，就是商周之变。

什么是商周之变？

商周之变，发展出了“中国”这个概念，也催生了中华文明最初的普世主义理想。先说“中国”概念，“中国”这个词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就是在周朝，但和今天的意思差别很大。周朝的第二位君主周成王，兴建了东都洛阳城，当时有个叫做“何”的贵族，这个人铸了一件青铜器纪念这件事，1963年这个青铜器在陕西宝鸡被发现，今天称其为“何尊”。何尊的底部铸了一百多个字，里面提到，周武王说要“宅兹中国”，就是说要“住在‘中国’”，这是“中国”这个词的最早来源。复旦大学葛兆光老师有一本书叫做《宅兹中国》，专门就说过这件事。在现代，咱们对于“中国”这个词的理解，它是个国家的名字，指代着具体的土地。在古代，所谓的“中国”，指的是“天下的中心”，也就是全世界的中心。但是请注意，这个中心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心，而是文明意义上的中心。什么叫文明意义上的中心？文明和野蛮是不一样的，文明是人类应该追求的方向。什么叫文明，得有个标准：达到了文明最高水准的地方，就是文明意义上的中心，古人就管这种地方叫做“中国”。那么，周武王说要在那住的那个“中国”，在哪呢？或者说，他认为哪里才是达到了文明最高水准的地方呢？就在今天的中原大地，河南一带；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地理范围逐渐扩大。所以，在古代历史上，如果有人谈到“中国”，不仅仅是指中原大地，更重要的是指，这里是文明水准最高的地方。既然文明水准才是定义“中国”的标准，那么依照这个逻辑，“中国”也就并不必然是指咱么你今天所说的中国这片土地了。

有个很有趣的故事，在甲午海战之后，签署马关条约的时候，缔约双方在条约中得有称呼，大清这边自称“中国”，日本坚决不干，说你现在那么落后，哪里是什么中国，我才是中国呢。要注意，马关条约，这是1895年的事情，马上就进入20世纪了，东亚世界的人到了这会儿，还是从文明的角度出发来理解什么叫“中国”呢。从马关条约这故事里能看到什么呢？那就是古代中国对于文明的理解，并不认为它是属于特定的哪一群人的，而是认为文明是属于所有人的，只不过是刚好我们中原这边的文明水准最高，所以你们别人应该向我看齐。但是原则上来说，文明应该是所有人共同的精神财富，并不专属于中原的人群。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另一个东西，中华文明的普世主义理想。

“中国”概念是怎样生成的

解释了“中国”概念和普世主义理想，再来说一下它们是怎样在商周之变当中生成的，这个和古人的天命观有关系。古人非常重视天命，认为只有天命所归才能成为君子。商朝是由“商人”这个群体建立的，这个“商人”不是指做买卖的人，而是指商族，他们认为天命降于商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可以理解为商人才算是人，商人之外都不是人。为了让上天能够永远地保佑自己，商人会经常地进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祭祀当中会大量用活人做祭品。这些献祭的人从哪里来呢？从对外战争掠夺的羌人而来。当时所谓的羌人并不是今天所说的羌族，而是生活在商王朝西部的、除了商朝人以外的所有人，包括后来推翻了商朝的周人，差不多都被称作羌人。

可以看到，商人的这种天命观，绝对不是普世主义的，它就没打算建立一种“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秩序，而是要努力维持住自己的优势地位，在他们看来，这样岁月就静好了。商人的这种天命观，肯定会受到羌人的抵抗，其中周人是最主要的一支抵抗力量，他们逐渐组织了很多苦不堪言的羌人群体来反抗商朝。反抗的时候，在周人中间有过一个观念层面的争论，究竟天命是降于周人呢，还是天命降于周王？争论的结果是，天命降于周王。这种观念变化太重要了，初看上去，这似乎把天命的载体变得狭隘了，实际上是把它变得普世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天命是降于周人，那就和此前降于商人的路数差不多，周人的岁月要想静好，就得时刻压制住所有不是周人的群体，这样的话，周人和商人征战，谁胜谁败就不好说了，因为对其他羌人群体来说，打完这一仗，十有八九只不过换了个地方拿我们献祭，凭什么要跟你混啊？如果天命是降于周王，则周王便是天下的共主，他不仅仅要为周人主持正义，而是要为全天下人主持正义，这是一种真正的普世主义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号令所有羌人，同心同德去打败商朝，甚至商朝的军队也会临阵倒戈，反商大业才能得以成功。

这才是封建社会

推翻了商朝之后，周朝又是如何具体建立它的统治方式的呢？那就是分封制。周天子向下分封了他的大量亲戚和重臣，意图依靠他们形成的藩属诸侯国，来拱卫周王，这样一种政治统治形式就被称作“封建”，这种社会叫做封建社会。但是，咱们今天经常把中国从秦以后，到清朝的这段历史叫做封建社会，这个说法是由问题的。“封建”这个词最初出自《左传》，里面有句话叫做“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就是说分封亲信出去建立诸侯国，作为周朝王室领地的屏障。只有这种封土建邦、分封割据的状态，才叫做封建。西方历史中的feudal这个词，被我们译作“封建”，它所指的也是那样一种封建割据的状态。实际上，中国从秦到清的这种帝国形态，并不是上面说的封建割据的状态，因为朝廷会在帝国内建立很多郡和县，现在学界一般称其为郡县制社会。这种形态在西方历史上没有过，也就没法找到某种西方概念来对应地翻译过来。

封建社会的一大特征是，最高统治者是没有权力干涉诸侯国内部事务的，诸侯国内部事务的，诸侯们确实是最高统治者的封臣，但某种意义上也像是个合伙人，都有比较强的独立性。周朝的时候就是这样诸侯都承认周天子是最高权威，但周天子并不能管诸侯国内部的事情。周天子以及各个诸侯们各自发展，时间长了，有些诸侯的力量可能会变得比周天子还要大，人们就可能不太拿周天子的权威当回事了。周天子肯定感觉不痛快啊，要努力自救。怎么自救呢？周天子首先就从强化自己在直属领地内的权力做起，如果内部还搞不定，就不可能搞定外部了。做这个事情，最典型的是西周后期的周天子，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周厉王。但是要搞定内部，就意味着打破过去的很多传统，那么人们就会指责周天子，你怎么能不顾传统，这么胡作非为呢？周厉王很恼火，索性规定，任何人都不许批评，谁敢废话我就收拾谁！这留下了一句成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周厉王被赶跑了，换了个周天子上来。新的周天子也没办法再树立权威了，所以又过了一代，周朝首都不得不从陕西的镐京迁到河南的洛阳，中国历史进入到河南的洛阳，中国历史进入到东周时代，周天子的影响力从此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