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村子，就去了山东。我一个姐姐跟她男人在济南开了间餐馆，让我过去帮忙。我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

我哥哥是个没用的混球，好吃懒做，混吃混喝。把我二姐逼到山东去谋生路。大姐是个老实人，整天只是埋头苦干，不争不求，任劳任怨，她男人也是个老实庄稼人，日子虽说不富裕，但还能过。

我二姐怎么知道我的境遇，就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帮她做事。起先我得守着房子，小宇他奶奶一天不如一天，就给回绝了。

后来你刘伯出事了，他又给来电话，让我去，可小宇念高中，我又给回绝了。哎。当初给应了，该多好。后来啊，小宇也去了，二姐她亲自跑回来，拉着要我走，我惦记这个家，没去。我二姐骂我固执，被我气哭了，走了。

就这样磨了一年多，她给我来电话，说馆子里缺人，这边的人请不动，求我去。我拗不过她，答应她过完年就去，这才好。

她在济南开餐馆，家常菜，生意红火，每天人来人往，我的心也慢慢的放开。她说给我介绍对象，是店里的厨子，也是农村的，老实。

我心想，我已经快四十岁的女人了，黄脸婆一个谁要。二姐说：“胡师也结过婚，女人嫌他没出息，给人跑了。我觉着胡师人不错，做人老实。他跟你有意思，我知道，姐是过来人，看得出来。”

胡师四十来岁，个子不高，但是很壮实。他很爱笑，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一排大白牙，看起来很舒服。我就这样在外边儿成了家。

二姐一直催促着我要孩子，但是我不想要。胡师也支持我，他知道我的故事。他有一个儿子在读大学，也在山东。所以他也没想过要孩子，养一个孩子的负担实在是太重，我年纪也大，也怕了。挺好的，无牵无挂。

我在济南过得挺好，那边风景很好，得闲的时候一家子会出去玩，开餐馆离不开人，大过年也生意红火，玩的日子少，多实在忙碌中度日，倒也没时间去想那些有的没的。

其实我期间回来过两次，只是没有惊动任何人，在你刘伯的坟上看看，两只鱼儿也看看，给他们除除草，讲讲话。我给他们讲我在济南的所见所闻，我的新生活，新生命。他们很高兴的，因为他们都没有出过省，甚至都没进过城。

小宇进过城，我带他去城里检查身体，待了两天，我惦记着家里的杂事，检查完身体就回来了。他还跟我说想在城里玩一天，那时他还小，第一次见那么高的楼，坐电梯的时候还一个劲的叫，说头晕。

我没有惊动任何人，住在镇上的旅店里，走小路进的林场。守林场的大爷老眼昏花，没见到我。

头两年来得勤，后来就不怎么来了。

······

很长时间里，我都在想。我为什么要放弃钓鱼的爱好，当初的故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久到我已经忘记了当初的哀伤与难过，直到悲伤的记忆冲刷我的脑海。

大过年的却听到这样的往事，我不知道该说是我的悲哀还是吴妈的悲哀。正是由于这样一个抑郁的抬头，这一年我过的并不算好。

我把工作辞了，拿着准备付房子首付所存的一点钱全国四处旅行，企图忘记种种萦绕在我身上的绝望与忧伤。可是越是这样，我就越发的同情那个女人。

我来到山东，寻着大年初三的记忆找到“幸福餐馆”，我问老板，“您好，我找吴红秀。”

那个脸上露着悲填悯人神色的女人说：“找红秀，你是谁?”

“我是她，我是她老乡，来济南玩，顺便拜访她。”

“哦，她不在。你是她老乡，刘村的？”

“是。她去哪了？”

“你是刘村的，那就认识刘水林吧！”

“他是我爸，您知道她去哪了吗？”我心一沉。

“刘水林是你爸，那你应该知道吧！她离开之后，她手机上除了十几通未接电话，最近的一条通讯记录，是打给刘兄弟的。”

“刘兄弟？”

“我打回去，是个女人听的。他说刘兄弟就是刘水林。”

“那是我妈。我爸在家过了头节，就说要出去打工，手机落车站了，我妈捡到了。”我说，“我跟我爸失去联系了。”

“这样？（半信半疑）”

“吴妈去哪了？”

“不知道。”她说，往屋后边望，我看到一个个子不高，皮肤漆黑但是牙齿很白的汉子。“就这么突然不见了人影。已经报警了，可还是没消息。我可怜的妹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她开始哭，眼睛红肿。

“别哭啦，生意都没了。”一个长相粗鲁的汉子从里屋走出来，说：“老是哭，客人都吓走了。你是谁？找红秀的人很多，你去警察那问去。警察局就在前面拐角往里走，不吃饭就不要站在门口挡路。”

“我哭我妹子，碍着你事儿了。”她哭着喊道，“我可怜的妹子，当初没少帮咱忙，在这儿什么脏活累活不都是往自己身上揽，还不要咱钱。你个白眼狼，当初我怎么嫁给你啦！”

“别哭啦！像什么样子，饭馆开门做生意，你当殡仪馆哭丧。”粗鲁的男人说。

我看见胡师正在看我，我的眼神移到他身上，他对我笑，牙齿很白。

我按照提示找到警察局，问及吴红秀的事情。警察说天天有人来问她的案情发展，幸福餐馆的两个男一女，隔一会来一个，隔一会来一个。“你倒是第一次见，吴红秀是你什么人？”

“老乡。”

“寻她做啥？”

“我家欠她天大的情，还债来了。”

“你最后一次见她，什么时候。”

“大年初七。”

警察问得很详细，我一一回答。但是越回答，我的心情也越拉越糟糕。

大年初七。

我跟父亲送吴妈上去青岛的火车，济南的票买不到，只好改签到青岛。火车站人很多，大都是成熟稳重的男人和女人一起露着不舍与无奈的表情，松开老人拉得紧紧地手和揩干小孩流的满面的泪，然后检票进站。

母亲硬是要跟着来，说想送送吴妈，这两个传统农村妇女身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只不过我感谢上帝母亲没有失去我和父亲。

她们两个从到候车厅就开始寒暄，母亲的眼泪就一直在流。两个人抱了分，分了抱。我站在旁边，拎着吴妈塞满了家乡特产的箱子，面无表情的看着她们。

我最不喜见到这种不是生离死别但最似生离死别的场景。父亲站在一旁，手里把弄着香烟，烟叶子已经完全掉干了。

父亲找到我，对我说：“果，我十五一过就出去。”

“去哪？”我问。

“去还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