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今年七十一岁，按他生活了一辈子的那个小村子里人们的算法，应该就是虚岁七十二岁，甚至是七十三岁。我二舅比较忌讳“七十三、八十四”，他一直说自己今年七十一。
据我的外祖母向我的母亲反映，这二年，“那不是人的”脾气越来越不好，差不多每天都要骂骂咧咧一番，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核心话题就是“三个人的娘，凭啥让我一个人养？”
二舅所说的这“三个人”，除他之外，还有我大舅、我母亲。
我掐指一算，如果我大舅活着，今年应该是七十九周岁。不好意思，我大舅在十二年前死于心脏病。按我的理解，我大舅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仅仅是给这些人盖房结婚，差不多也得累出心脏病来。看来，多子真的未必多福。
外祖母口中“那不是人的”当然是指我二舅，这就让我觉得已经九十六周岁的外祖母明显不够宽厚，与文学描写中“慈祥的外祖母”相隔着十万八千里。
我二舅对我外祖母的怨气来自哪里呢？
二舅说：“那年，人家想去当个兵，你哭着不让去，嗯？你看看，现如今，满意了吧你？我都这个岁数了，早晨起来一睁开眼，还得盘算咋着才能挣俩儿钱花花，那年，要去当了兵呢？我不也得混个退休干部当当？按月领着退休工资，有个病有个灾儿的也有个保障……”
外祖母当面不敢顶撞我二舅，私底下又向我母亲道：“你可听说过那老话说得好，狼走遍天下吃肉，狗走遍天下吃屎，他那道子货，唉……”
在我看来，外祖母的痛苦，或许就在于她到了这个年纪，头脑依然那么清醒。跟我母亲的每一次见面，外祖母都要摆一摆这个理儿：“说俺耽误他出去挣钱？你爹活着的时候，俺也不用他伺候，也没见他出去挣钱嘛，成天价蹭过来、逛过去，这屋里坐坐，那屋里瞅瞅，倒像个溜街墙根儿的狗子，要花钱了，手心向上，你爹就给他点儿，唉，谁让人家有个按月领退休工资的亲爹来嘛？”
一听这些话，我都替我的外祖母鸣不平：“您这么个明白人，养个儿怎么就不随您呢？怎么就不通一点人情世故呢？”
外祖母确实是个明白人，听了我的疑问，缓缓地道：“一娘生百般，也有皮子也有獾，保不齐哪一枝上就开出不结果的谎花来嘛。”
我老家那一片，称狐狸为“皮子”。没忍住，我笑起来，问：“獾是啥东西？是狗？还是狐狸？”
外祖母盘腿坐在土炕上，闭目不语，像是在想她这辈子有没有真正地见过獾。
二舅出生于一九四六年，令他耿耿于怀的想当个兵又没走成的那年，据我母亲说是一九六三年。
那一年，国家发生了什么大事？
我母亲想了想，说：“刚过了挨饿那三年嘛，凑凑和和能填饱肚子，地瓜叶子，萝卜缨子，棉子饼，花生秧，生产队的豆腐渣，能划拉进肚子里头的东西都算数，就糊弄个肚子不饥困呗。”
我母亲所说的“挨饿那三年”，就是国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零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因缺少粮食造成的长达三年的严重饥饿，给我的母亲留下了严重后遗症，她在近十年已经完全实现了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的状态下，如果家人不提醒，仍然会吃到十分饱。我母亲说：“你舅也是想出去能吃个饱饭，才愿意去当兵嘛！那时候，又不像现在这太平年月。”
当年，外祖母为什么就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把二舅给拦下了？外祖母说：“老二要不当兵，还能死到外头？”
今天听来，外祖母这番话就是一剑封喉了。“死到外头的老二”就是我的二外祖父。
我的外祖父排行老大，下边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二外祖父当兵期间参加过抗美援朝，战场上受过伤，退伍回来以后在村里当生产队长。一九五九年冬天，连挨饿带受寒，痨病复发，二外祖父就带了伤残证去省城济南的荣军医院治病。这一去，就再也没回家。
二外祖父的死，在外祖母心中落下了病根。据说，二舅想当兵的心思一经外露，我外祖母“寻死上吊”的心都有了，因为我的外祖父在一九六三年的正月里，去了省城的荣军医院，虽然打探到二外祖父确实最终病死在医院里，却找不到骨灰。
当时，医院的人对我外祖父说“对不着哇老哥，我这里有十斤小米，你背回去，给他屋里头也算一个交待……”
我的外祖父有没有背回那十斤小米，外祖母已经记不清。倒是我二舅，在他年过七十以后，反而越来越捎带着痛恨他的亲二叔：“他那是得了肺病，都过了霜降了嘛，还下河逮鱼，能不冻坏了肺？他死到外头，跟我当兵啥关系？你咋就不让我去？你们咋就败坏了我的前程？那年我要去当上了兵，我今天要是混个退休干部，按月领着个退休金，那日子可不舒坦？你也用做这个难？”
最后的这个“你”，又轮转到我的外祖母身上。
也许，在我二舅看来，他的亲生母亲才是他一生的敌人。
而在二十多年前，我将要当兵离开家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说起过这么一件事：“一九六六年，你二舅结了婚，他那大小子刚出生才个把月，看别人私下里买点黄豆，骑个加重自行车，驮过黄河，到山沟沟地界倒腾着换成地瓜干，再驮回来，卖给村里口粮紧缺的人家，这么一趟下来，也能赚个三两块钱。”
一九六六年的三两块钱是个什么概念？
我父亲说：“当时他在生产队劳动一天，生产队长给记十个工分，价值五分钱。”我外祖父在县里的国营农场上班，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才七块钱。“我一个月过三趟黄河，挣钱比你外祖父的工资还多哪，”我父亲提到这个问题，总是难以掩饰心中的得意。只是，他一辈子精于算计，也没有给我留下像样的财产。
在两天一夜过一趟黄河能挣相当于六百个工分价值三元的诱惑下，二舅按照我父亲的暗中指点，也在村里收购了四十斤黄豆，又让外祖母织了四条竖起来足有一人高的白布长口袋，将来好用来装地瓜干。然后，二舅就跟我父亲悄悄地上路了。
我父亲说，我们那个地方，人多，地少，村子密，不这么干，无论如何养不活一大家子人。
然而，那一次，过了黄河，卖掉了黄豆之后，地瓜干子的价格变了，比我父亲上一趟的收购价格，整整贵了一分钱！收购四百斤地瓜干，就得比前几天多花四块钱？
二舅似懂非懂，一时没了主意，他实在把握不准这一趟的赔与赚，眼瞅着一起过黄河来这山沟沟里倒腾地瓜干子的邻村男人们，有的空手而归，有的继续往别的山旮旯里去寻找低价的货源。于是，我父亲建议，就在这山沟里凑和着过一夜，看看明天的行情再说，万一明天哪个村里的人急着换钱呢？
据我父亲说，当时，我二舅同意了，还建议跟我父亲分头去两个村子里转转，看看有没有着急卖地瓜干的人家。
这事情过去二十多年之后，我父亲怕我不明白其中的缘由，特别补充了一段：“那年秋天，咱这一片是平原，雨水有点多，过了黄河哪，那么大的雨水在人家山区就正好，沟沟脑脑的地瓜大丰收，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晒着地瓜干子，这些人家愿意拿地瓜干子换点钱……”
按我的想象，当时的形势之下，我二舅走村串户地收满四口袋地瓜干，应该不算很难吧？我父亲说：“第二天，小半上午的功夫，我收满了四口袋，再找你舅，怎么也找不着，往北去黄河浮桥一条大道的路口上，问一个给生产队看豆腐房的老头，人家说，倒是有你说的这么个年轻人，空着车子走了，听口音，跟你一样嘛！”
这也算是个意外，把我父亲吓得够呛，他对我说：“当时，吓我一跳，那个已经回去的人，万一不是你二舅呢？万一，他还在哪个村里没收满他的口袋呢？你看看，这出外在外的，有多不容易？我要先回去喽，跟两家的人都不好交代哇，可是，万一他真的已经回去了，我在这里等到啥时候？”
还好，就在我父亲坐在路口上等了一顿饭的功夫，遇上一个我二舅村里的中年男人，所干的营生，跟我父亲相同。听我父亲说了缘由，那男人叹了口气，说：“就你小舅子，就那点子出息？嗯？唉，那小子，问了几户，嫌人家卖的价儿高，赌气不干了，骑上车子回去了，白跑一趟不说，还把那白布口袋都扔河里了，娘的，四条口袋嘛，得多少棉花纺线，又得大嫂子多少功夫织出布来哪？”
二十多年前，就在我当兵离家之前的一天晚上，我父亲又说起我二舅的这个桥段，感叹道：“当时啊，就凭他赌气扔了那四条口袋，我就看你二舅这个人，这辈子也成不了啥气候，你看看，现在，你舅也娶了儿媳妇当上公爹了吧，也快奔五十的人了吧？可你问问他，他这辈子可有个自己的存款折儿？”
如今，我父亲已经于十年前去世，我二舅仍然没有属于自己的存款。我外祖父去世以后，他所在的单位每个月发给我外祖母480元生活费。据说，我二舅每个月都会及时地取出这480元钱，有可能他到现在仍然没想明白，他七十一年的人生到底是被谁毁掉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