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格物致知”。古往今来的学者对此有很多解释，有些是云里雾里。究竟怎么把这个概念学以致用呢？
吴伯凡老师的课程《吴伯凡·认知方法论》里一个精彩的阐述。吴老师说，实际上，格物致知是一个非常切实可行的提高认知水平的方法。光是“格物致知”的“格”这一个字，就会给你带来非常大的启发。
吴伯凡老师的讲解
亨氏：“偷梁换柱”打破销售的天花板
上个世纪上半叶，美国亨氏食品公司遇到了一个业务瓶颈：他们不管用什么手段，主打产品之一的番茄酱销量一直就上不去。
为此，亨氏做了很多消费者调查。大量的统计表明，整个市场需求就是这么大，市场的总盘子、人均消费量决定了番茄酱的销售量已经到了天花板。
后来，亨氏公司的一个高管在一个很偶然的场合里发现了一件事：他有一次去朋友家里，发现朋友的孩子特别喜欢把番茄酱挤在面包上做一个笑脸。这个小孩本来不爱吃饭，但是只要在食物上画出一个笑脸、红心，或是写上一个字母，小孩就变得特别爱吃了。
这个事情让亨氏找到了灵感。他们专门生产了一种瓶装的番茄酱，能像挤牙膏一样把番茄酱挤出来，还像一支特殊的笔，可以在面包上画出各种图案和字母。
这个产品一推向市场就非常畅销，亨氏番茄酱的销量大大突破了之前的天花板。
有人把这种方式称为 “偷换概念”：“偷梁换柱”地让一个旧产品获得新市场。在很多商业案例里都能看到这一点。
比如太阳马戏团。在马戏演出的时候，他们发现观众对偶尔添加进去的人的表演特别感兴趣，于是就制定出了著名的“蓝海战略”：把马戏“偷梁换柱”，变成“以人为主角，动物为配角”的演出。
虽然还是马戏，但实际上已经变成歌舞表演这种演出类型了。这样一来，过去一辈子只看两次马戏的人，变得每年甚至每个季度都要看“马戏”。
无论是产品、服务，还是商业模式，都不过是一种对于客户需求的认知表达而已。你的认知限度就是你的产品和商业模式的限度，只有突破你的认知，才可能在产品和商业模式上成功实现基因突变，推出新的物种。
侦察兵：“火力侦查”捕获关键情报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侦察兵和司令官的区别：司令官应该是最聪明的人，但他们之所以“蠢”，没有侦察兵聪明，原因在于，司令官在认知上形成了一种不健康的免疫系统，这个系统使他的认知不断固化、退化、萎缩，甚至变质，活生生地把司令官从一个聪明人变成一个“蠢人”。
这种特殊的免疫系统，只把那些它认为不会对人造成痛苦和伤害的信息和感知材料放进来。
跟这种人打交道，实际上是跟一些既定的标准、标语、口号、模式、说辞在打交道——哪怕是面对面跟他说话，也没办法进行近距离的接触和推心置腹的交流。这种人每天都在获取新的信息，听取新的意见，但这些新信息和新意见也都是“旧”的，是经过这个免疫系统认证批准以后进来的。
正如朋霍费尔说的，“与这样的人争论既无用又危险”：
无用：只要你的观点和材料跟他的既定东西不一致，他的感知系统就是自动关闭的；
危险：如果他是一个司令官，而你只是一个侦察兵，那你就会处于非常危险的位置。
要优化和升级自己的认知，必须要将自己的身份从“司令官”切换到“侦察兵”。
但实事求是地说，侦察兵看到的东西也是有限的。
尽管侦察兵通过自己火眼金睛地观察，发现了很多重要的情报，但常常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旦开战，阵地上最重要的一些设施、据点，侦察兵并没有看到。比如突然进攻的时候，很隐秘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地堡，或者当部队开进的时候，突然遭到了三面的炮击——最关键的敌情只有在开战以后才能知道。
这有点儿让人绝望：当你知道这个情报的时候，这个情报对你来说已经没用了。那么，如何在没有开战之前就能知道最关键的情报，避免自己陷入到一个巨大的陷阱中呢？
静观式的侦察可能捕捉不到真实的情报，只有“火力侦查”才可能获得关键情报。
敌方的实力只有在最紧急、最危险的时候才能完全暴露出来，最好的侦察就是制造一个类似于真实开战的场景，这样才能捕获那个情报。
狮子：佯攻策略提高捕杀成功率
“火力侦察”不仅被应用在战争中，也不仅是人在用，动物也会用。狮子就经常采取这种战略。
狮子对羚羊、斑马进行捕杀的时候，10次进攻中9次都是佯攻。
据研究，作为“百兽之王”的狮子，进攻成功率只有不到1/7。其中的首要原因是：食物链上一定会形成一个动态平衡——这是动物进化的普遍规律。
按照“马尔萨斯陷阱”的逻辑就是：狮子捕食太容易→狮子大量繁衍，种群的数量膨胀→羚羊不够吃→狮子饿死；与此同时，那些跑得慢的羚羊、斑马也会被淘汰，活下来的一定是跑得快的，狮子捕杀羚羊的过程也是促使羚羊进化的过程。
这一系列的循环，就导致狮子的捕杀率一直很低。
然而导致狮子捕杀不成功的，还有一个原因，是狮子的这次攻击根本就没想成功——狮子想通过攻击来观察这一群猎物里哪些跑得慢、哪些容易出错、哪些容易落单，甚至在攻击的时候，使猎物在奔跑中受伤。
狮子具有识别猎物错误的能力。当它在夜间发动一次佯攻时，能通过脚步声准确判断出猎物里哪只羚羊或者斑马的腿瘸了，或者发现有几只猎物的腿是瘸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火力侦察”过程。
如果狮子仅仅趴在那儿，然后出其不意地扑上去，成功率就会非常低。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狮子的攻击都是有目标的，它所捕杀的猎物往往都是它在之前进行了仔细识别和认知的，这种方式也是“火力侦察”。
“格物”：与物“格斗”
无论是“番茄酱笔”，还是太阳马戏团，以及狮子的佯攻，其实都是一种“格物致知”。这个单元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通常的解释是“自己的内心有各种规范和条理，然后将外在的材料纳入到我们已知的规范和条理，放到我们内心的格子里，形成一个认知”。
但明朝的时候，有人不满于这种静观式的认知方式，重新定义了“格物致知”：把“格物”的“格”定义为“格斗”的“格”。
格斗就是正面近距离的冲突。通过近距离接触、互动、冲突、博弈，获知对象的真实状况。所以“格物致知”的“格物”就是与物格斗、与物博弈、与物互动。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格物”才能够达到真正的认知。
如果“格物致知”是一种认知方式，那么静观式、非互动的感知就不是真正有效的认知。真正有效的认知是接触，是冲突，是博弈。这种意义的“格物致知”在精益创业里表现得特别明显。
任何一个产品都是我们既有认知的一个表达，这种认知很可能是错的，甚至全盘皆错。那么，如何纠正和优化你的认知呢？
很简单：快速将这个体现你认知的产品推向市场，用产品在市场上进行火力侦察和佯攻。在佯攻过程中，发现关键的客户需求信息——这是对客户需求的新的升级认知。接下来，把这些升级的认知马上注入到新版本的产品中，再把它推向市场。
事实上，一个完美或者接近完美的产品只是一个结果，而形成这个产品，需要一次又一次以尽可能小的代价、非致命的失败去不断换取新认知，最终生成一个对客户和市场有深度认知的产品。
有朋友问这么个问题：苏力老师的这个“大国宪制”，就是中国这个超大型国家组织是怎么一步步被建构出来的，是不是太事后诸葛亮了？我们的老祖宗在那么落后的经济条件下，能有那样的智慧吗？那么早的时候，就能有那么宏大的视野，那么聪明的设计？
有一句话说得好：鸟不需要懂空气动力学才能飞翔。对，从生物学的视角看，每一个物种的特性，不管多么神奇巧妙，都不是它自己设计的结果。它是两种原因的合力：自然选择和基因突变。
苏力老师虽然在《大国宪制》这本书里没有明确引用生物学原理，但是我读下来之后，这本书的妙处恰恰是，看待一个文明发展的视角，契合了生物学看待一个物种发展的视角。中华文明也是环境中的一个物种，它变成今天的样子，也是自然选择、基因突变两种类似力量的结果。
先来看自然选择因素。一个特定的环境会对里面的物种形成相同方向的进化压力。举个例子，鱼、鲸鱼、海豚，都是水里游的，体型和游泳的姿势也差不多。但是，它们在亲缘上其实非常非常远。鲸鱼、海豚的近亲，你猜是谁？是河马或者是猪。
这个例子说明什么？说明不管你这个物种原来是怎样的，只要到了特定的环境中，承受具体的选择压力，时间一长，物种的性状就会向对抗这种压力的“最优解”逼近。鲸鱼是哺乳动物，是在陆地上进化出来的，但是只要你进了水，就得像鱼一样，长出流线型的身材。
文明的进化也承受着类似的压力。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在东亚这片土地上生活，要想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就必须抱团抵抗。在那样的社会条件和技术基础上，想要成功抱团，组建超大国家组织，你就必须演化出一系列制度设计。这就是我们最终看到的中国。
那是不是说，中国这个大国就只是环境压力的产物呢？也不是。至少印度和我们面临的环境压力是类似的，也是农耕社会，也是面对来自北方的入侵压力，但他们就没有成功地演化出一个大国，而是一次次地被外来民族征服。谁先来，谁就倒霉，被压在社会的底层，最终就形成了今天印度那么繁复的种姓制度。
所以说，中国这个大国的形成，环境不是唯一的原因，祖先的创造性、特定人物在关键时刻起到的作用也不能忽视。这种创造性，对应到生物学上，就是物种演化的另一个原因：基因突变。
比如西周的周公、比如秦始皇、比如汉武帝，等等，他们的出现，他们展现的强力意志和个人的创造性，都是这个文明物种的基因突变，他们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关键行动，扭转了、或者是强化了某个文明演化的方向。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文明的很多制度特征就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举个例子
同样是君主制度，中国的皇帝制度和欧洲的封建君主制和罗马帝国的皇帝制度，就完全不一样。
罗马帝国的皇帝，是元老院制度的一环。欧洲中世纪的君主，它是贵族制度的一环。而中国的君主，秦始皇发明“皇帝”这个词，是什么时候？是在他统一天下之后，就是封建贵族制被彻底连根拔掉的时候，所以，他没有这些配套的要件。所以，中国的皇帝有一种超然性。它不是任何一种力量和利益的代表，它超越于一切族群、阶层和具体的利益之上。
从一个细节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很多西方的君主的标准像是军装照，可是在中国呢？皇帝的正式礼服不可能是军装。如果不是开国时代的皇帝，像明朝的正德皇帝那样，任命自己当大将军，要带兵打仗，就是打了胜仗，也会被认为是胡闹。
那为什么要这么超然呢？是为了完成两个使命，两个西方君主没有的使命。
第一个使命是作为精英政治的枢纽。
我们前些天讲过，精英政治，是中国古代非常独特的政治模式。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不是靠血缘，而是靠科举，来挑选全国的精英。但是你想，既然都是精英，又不讲血缘，那谁能服谁啊？一旦有不可化解的矛盾怎么办？所以就必须有一种绝对的权威，来协调他们的矛盾。
中国古代对皇帝的要求是“兼听而后独断”，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的意见你都得听听，但是最后，你得拍个板。因为你是皇帝，你拍了板，任何人都无法再提出质疑。
分析到这儿你就明白了，皇帝制度不是一种简单普通的君主制，就是是一个家族靠暴力征服了天下，然后代代相传。皇帝制度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其实还有另外一重独特的意义，就是：如果中国要在农耕时代就搞超大型国家组织，就必须有官僚系统，官僚必须是来自民间的精英，这些精英能够组成一个政治系统，顺利运转，就不能缺了皇帝这个权威的仲裁者。皇帝是官僚制度的枢纽和要件。这是中国皇帝制度独有的特征。
中国的皇帝还有第二个使命，就是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
你可能会说，扯吧？中国的皇帝制度多野蛮，多残暴，多自私啊。他怎么还能当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呢？没错，按照现代政治的标准，皇帝制度当然野蛮残暴自私。但是在古代农耕社会，没有国旗国徽议会，每个人又都有自己分散的村社共同体的认同。除了皇帝，没有任何人能够代表公共权力啊。
单看中国皇帝可能还没啥感觉。但是横向一对比，你就明白了，一个强大的公共视角有多重要。
人类古代社会，各地都会有一些大工程。但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工程，要么就是宗教性的工程，比如神庙、教堂之类的；要么就是统治者私人消费的工程，比如胡夫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之类的。
而中国古代的超级工程，不仅工程量特别大，而且很多都是服务于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像都江堰、灵渠、长城、大运河、治理黄河水患等等。这些工程，投资庞大，见效很慢，站在局部和短期的角度看，干这样的大工程毫无意义。
除非有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阶层和族群的公共视角，是很难有人出面组织实施的。谁来干？这就是皇帝这个角色，因为他有公共视角。对，再强调一遍，皇帝不是任何集团和利益的领头人，它不仅是绝对的权力，它还是一种超然的存在。没有皇帝制度，也就没有超大型国家组织的凝聚成型。
在介绍《大国宪制》这本书，我之所以要举皇帝制度这个例子，是因为它最典型地体现了这本书在方法论上的价值。
这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过程，我们对自己的母文明，情感非常复杂，时而骄傲，时而又觉得自卑。其中，还有什么东西，能比皇帝制度被批得更臭更狠呢？
但是，皇帝制度已经被推翻一百多年了。我们这代人，有机会理性下来，摆脱那种简单的是非、对错、优劣的视角，而是跟随着祖先的脚步，看看这个制度的演化过程，看看它在具体历史过程中的实际作用。
对于一个历史现象，尤其是发生在自己和自己族群身上的历史现象，我们经常会用情感遮蔽理性。但是，无论这种情感是什么，无论赞颂还是批评，是自豪还是沮丧，我们都只是有了一种情感上的偏狭判断。
但是，作为我们这样的终身学习者，我更喜欢《大国宪制》这样的书，因为，它让我们获得了一种理解上的进步和知识上的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