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房里伸出一截大碗口粗的管子，看样子灌田的时候，泵房从地下抽出的水先进到这个土坑里，再顺着纵横的沟渠流向远处的田野。

土坑里那会儿只剩下一个小小的泥洼，有两个小女孩儿正蹲在洼边看泥鳅。其中一个女孩大概六、七岁，略显蓬乱的头发扎成两只马尾辫从耳朵两边垂向肩头，两只眼睛不大，但是亮晶晶的。厚嘴唇、大嘴巴，还有两颗特别大的板牙。另一个被她叫做妹妹的女孩儿大约四、五岁，头发和眼睛都是黄色的，皮肤比姐姐白一点，脸蛋儿上也带着秋风打出来的两块坨红，薄薄的嘴唇上方拖着条鼻涕。

她们不漂亮，穿着也很破旧，但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家乡那边村子里孩童们的影子，很亲切。

我走近她们，问道：“你们在捉泥鳅吗？”姐姐说：“不，我们只是看，不捉。捉回去它们会死的。”她指着泥洼里东一个西一个不断冒起来的泡泡又说：“你看，那些泡泡都是泥鳅吐出来的，这里边是它们家，有好多好多泥鳅。抓走了，它们会想家，可能还会哭呢。”

我愣在那里：“我的两条小泥鳅大概也是想家了，哭死的吧。”突然想到我自己，好像也是一条被老天爷从老家抓走的泥鳅鱼。这么想着，眼泪就开始在眼里打转转。

可我都四年级了，怎么能在她们两个没上学的小豆包面前哭起来呢？偷偷把眼角的泪弹掉，却再也不想抓泥鳅了。蹲下来和她们一边看，一边聊天。我知道姐姐叫小红，妹妹叫姗姗，她们家就住在泵房斜对面的那间老旧的平房里。

夕阳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小红抬头看了看小路那边自己家的院子说：“我爸妈该出来了呢，我去帮忙。”

不一会儿，小红先拿着一个铁桶出来，然后又去拿了一杆秤，把它们放在院子里的手推车上。然后她把房门大大地敞开，一个高个子中年人和一位矮胖的妇人抬着一板大豆腐慢慢地走出来，等他们出了房门，小红急忙跑到男人旁边轻轻牵着他的手臂，引着他把豆腐放在板车中间的位置。然后又飞快地跑到屋里给男人拿了条拐棍，男人笑了。

女人叮嘱了小红几句，夫妇俩就推着车子向街市里走去。男人洪亮的声音响起来：“豆飞，大坏地。”我想他一定说的是豆腐大块儿的，可至于为什么走了音，我就不懂了。

小红回到我们这边，我说：“你爸爸眼睛看不见吗？”“不是完全看不见，是看不清楚。”“哦，他是喊豆腐大块儿的吧？”小红哈哈地笑了：“是呀，但是我爸爸从来都很淘气，他就喜欢这样喊：豆飞——大坏滴。他自己喊完自己笑，城里卖豆腐的有好几份，他说别人一听这个声音就知道肯定是他，不会认错。”原来是这幽默的先生想出来的招牌，我也笑了。

稻农们割完了稻子，又用一种机器把稻谷脱粒。剩下的稻草被扎成一捆一捆地堆得老高，码放在稻田边上。小红带我爬到那高高的稻草垛上边，我们在那里玩儿命地跳。那种感觉就好像是现在玩蹦蹦床一样，虽然没能弹那么高，但快乐并没有少一点。蹦够了，我们一会儿坐在草坡往下滑，一会儿钻进稻草垛里捉迷藏。稻草仍然散发着阵阵清香，那是让我着迷的、作物的味道。

春天，我每年都会去看插秧，稻农们穿着长长的稻田靴，弯着腰一插就是一大天，中午就在田埂上对付一口饭食。我每看一次，都会想起那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从那时起，我再不剩饭碗子，扔粮食。每一个饭粒都吃干净，包括不小心掉的，都捡起来吃掉，直到现在也一样。

夏天，那片稻田地每晚都能“听取蛙声一片”，我特别喜欢听着远处的青蛙奏鸣曲入眠，所以我也喜欢上了青蛙，差不多每天放学都要去绿油油的稻田地转上一圈。走在田埂上，时不时能听到青蛙跳起来捕食然后又噗通一声落在水里。还常常能看见大一点的青蛙背上，背着一只小点的，也不知道那是孩子呢还是老婆，反正挺好玩就是了。

暑假的时候，稻田的水渠里会结出一些小菱角，数量不多，我们即使能采到也并没有煮来吃过，只是稀罕地拿在手里把玩着。有次采菱角，我看到一只仰面朝天的青蛙，露着大白肚皮，直挺挺浮在水面上。伸出手去想捞它上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死的。哪知刚一走近，它翻了个身，迅速地游走了。原来它还知道三伏天在水稻的阴凉里避暑，这真是超乎了我的想象，它是我见过唯一如此会享受蛙生的小家伙儿。

初秋，稻穗见黄而稻秧还绿着的时候，稻田里有着数不清的蚂蚱。捉蚂蚱是个乐趣，以前在老家经常抓了来喂我家叫做小白的母鸡，它吃了蚂蚱，每天下一个蛋，蛋黄都是桔红色的。现在捉的蚂蚱好多，可是已经没有小白在身边了。还好我家楼下的阿姨有办法，她把蚂蚱用油炸酥脆了给我们吃，香香的，有点像蚕蛹的味道。

上了初中之后，城市的高楼日渐向南推进，耕地不断被侵占着。我也因为学习任务的繁忙，渐渐远离了那个让我在烦恼的城市生活中，可以活得简单、快乐的地方。

城南的那片稻田，现如今早已经建满高楼大厦，只有二十公里外的湿地附近，还仅存着一片。我最喜欢秋天的时候去湿地公园，站在铁丝网这边，深深地凝望那片金灿灿的原野，耳边似乎又响起那个洪亮的声音：“豆飞——大坏滴。”

想起那两个叫做小红和姗姗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