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姨现在是一个女人，不是说她以前拥有哪些特殊的性别，因为据她所说在她没几岁的时候，就被当成一个男孩。我们平时有时候会说到男孩要穷养，女孩应富养，但在柳姨出生的农村，所有的养育都是很穷乏的。她从小没有带花的衣服，脸上因为营养不良有着大块的白色斑点，牙齿也是参差不齐，青春年少的小姑娘的脸颊是灰腻腻的。和其他孩子一样，她要干很多活计，没有书读，但她却喜欢读点树叶片似的烂书。
好穷，这个陕北的山村唯一说得上丰富的可能就是那黄土了，而黄土并没有给当地人带来什么希望，一年勤勤恳恳种的粮食绝对不够一家人的吃喝，遑论我们现在轻而易举就可以享受到的教育和医疗了。但柳姨不甘心只有在结婚时才能做一个女人，其他时候都要像糙汉子一样承受着生活的风霜。那些据说年轻时很俊俏的女子，一个个都变成了皮肤苍老，皱纹满脸，每天唯一的娱乐就是下午坐在门口闲聊的可悲的农村女子了。柳姨想做一个像王礼家的媳妇那样的女人，有着婀娜的身段，脸上涂着粉，好看极了。听说她是从城里来的，毕竟现在城里的光景也不好，王家在村里可谓有钱人，吃饱穿暖不在话下。
“今年难熬。”柳姨的父亲说的第一句。“把你嫁了”。这是第二句。柳姨心里没有什么波澜，她见多了这种情况。出嫁的那天她清楚地记得日历上写着1978年12月5号，连雪下得都很吝啬，不知道村里的老人还能活着吗？柳姨抱着悲观的态度，嫁做人妇。此后在六十多里地的另外一个村子里有了家。
柳姨和丈夫处的很好，丈夫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据说是读过书的。柳姨却渐渐觉得日子与之前有所变化了。小时候跟着父亲来过这里的柳姨并不觉得这个村子有什么过上好日子的潜力，但是从丈夫口中得知说是公粮交的少了，政府鼓励农民种地了，有活头了。柳姨是不太相信的，她更加关心的是自己的父母一个冬天过去是否还活着。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不得不正视这种农村中的变化。先是多了很多“上面”派来的后生干部，这些人可有办法哩。这群人乌央乌央的，嘴里叽叽喳喳：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柳姨不懂那是什么，可柳姨又发现今年过年的余钱确实比去年多了些，想必不会是丈夫突发神勇，活计比以前多干了许多，因为自己不论是下地还是在床上都看着他呢，都没有那么大的进步。柳姨肚子里毕竟有点墨水，过了一阵子，在与后生干部的交流中，柳姨知道若是他们说的当真，那么春天应该是不会走了。
“说的当真！党的指示能有假？”——干部给几个柳姨眼里的笨怂一遍遍地解释着、保证着。柳姨和丈夫要远离这些笨怂了，因为赶车，柳姨连父母都没有来得及探望，夫妇俩就去了南方，路上听着什么“一个圈”“家庭承包”。“笨怂！”柳姨骂了想要上前听“国家大事”的丈夫，“都是一站上的车，装什么大尾巴狼！”
柳姨和丈夫在深圳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成为了我们后来说的先富的那一批人。而柳姨的父母在她2001年回去探亲的时候，还活着。“活的很不错！”柳姨急忙追加道。
柳姨实现了她的愿望——成为了一个被温柔对待，能涂脂抹粉的幸福女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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