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就是再造一个“子宫”
艾里希·佛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谈到个人的生命历史时说：“在个人完全切断束缚他进入外面世界的‘脐带’之前，他无自由可言；但这些脐带给了他安全，使他有归属感，他感到生命的根。”母亲的子宫为胎儿提供了完全的安全和导向，即使在呱呱坠地之后，“尽管生物上的分离是个人存在的开始，但在功能上，儿童在相当时期内仍与母亲一体。”在由儿童至成年的过程中，“教育进一步深化了个体化进程。”佛洛姆认为，个体化进程就是个人独立和自由意识成长的过程，在此同时，该进程还伴随着“自我力量的增长”，即个人获得自由的能力的提高。
然而，成长不会一帆风顺。自我力量的增长会受到个人的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极大影响，个人的成长最终也不会实现理想意义上的独立与自由。相反地，即使生理上或生活上远离了母体和父母的关爱，在精神上也还会产生孤独和无能为力感，这种孤独和无能为力感会因人而异，但绝对不会有人幸免。儿童在进入成年人的世界之前产生的敌视和叛逆情绪就是受此影响而出现的。伴随着孤独和无助感的成长会告诉人们，原来，住在母亲子宫里的时期是人生中最为安全和放心的阶段。越是成年人越是容易有这样的感慨，越长大越苦恼，无助感也会越来越彻底。
我们永远无法在肉体上返回母亲的子宫，于是就会选择逃避成长赐予的“自由”，给自己再造一个精神的“子宫”。
在佛洛姆看来，“臣服”和“与人和自然的自发联系”是再造一个子宫的具体形式。臣服的代价是放弃力量和自我完整，而与人和自然的自发联系则更加温和一些。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丧失了一些东西，我们产生了畏惧和无能为力的感觉，这些感觉逼迫我们怀疑儿童时期的认知。儿童时期的我们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一切现实的存在都是为了“我”的存在而存在着，自己的潜力无比巨大，自己生来就是为了理解甚至改变全宇宙的。我曾经真的有过类似的感觉。可是成长在改变我们的原始人格的同时重塑了我们的人格，它告诉刚刚走出儿童世界的懵懂灵魂要融入这个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这样做会更加安全。如果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就必须承受对抗世界的代价，而融入现实世界会让我们产生“找到组织”般的归属感。这就是一个新的“子宫”的形成。
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子宫”并不是这个世界本身，而是自己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发展情商，妥协，放低姿态，承认弱小，建立社会关系，使用欺诈，积极进取而愿意接受失败，一旦成功立刻建立防线，与孤独共处等等。如果以上还不能够清楚地解释的话，那就换一种方式：如果想彻底地摧毁一个个体，就否定他，孤立他，让他感到无助和无望。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子宫”就是为了防备受孤立、被否定，保持希望并能确定随时可以获得帮助。
个人的成长是如此，社会乃至人类的发展史也是如此。人类在探求自由的道路上摸索前行了几千年，文明的进步让我们距离终极自由的目标越来越近，我们知道终极自由难以真正实现，可是它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我们一切奋斗的出发点和归宿。个人受到生活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影响而被迫建立新的“子宫”以求相对自由地生存，那么社会呢？我们的社会乃至人类为何要建立一个“子宫”把自己圈起来？是什么在压迫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