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
这是《中庸》关于“为道”的论述。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本来不是远离于人的，远离人则不可以为道。为此，《中庸》举了“伐柯”这个例子，拿着斧头去伐木，伐木做什么？做斧柄。斧柄怎么做？手里不是有现成的吗？照着样子做就行了。
儒家有个特点，就是给人树立一个榜样，让人们照这样子去做便可，这个榜样就是“君子”。一切按照君子的标准去做，是谓“执柯以伐柯”，依葫芦画瓢，那么离道就不远了。当然儒家的道，说的乃是中庸之道。儒家君子的标准究竟有哪些，还真不好一一列举。所谓“三纲八目”，所谓仁义礼智信，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等等，都是成为君子的标准。《大学》有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君子应有的状态。“君子必慎其独也”，“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君子有絜矩之道”，“君子先慎乎德”......这些都是君子应该做到的。可见，成为儒家的君子，条件真是多得惊人，如果都一一做到了，绝对超过圣人。
《中庸》有云：“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就是说，君子之道，博大而精微。平常男女虽然愚昧，但也能略知一二；但到了极其精妙之处，即使圣人也有所不知。平常男女虽然不肖，也能依道而行，但到了极其高妙之处，即使圣人也有所不能。可见，儒家的君子比圣人更难做！
估计这一来二去，儒家把自家的君子说得神乎其神，难乎其难，把那些个书生两脚都吓软了，四书中的《大学》和《中庸》还没读完，干脆把书扔一边——老子不干了！所以《中庸》就举了个简单的例子——“执柯以伐柯”即可，你看，多简单！依葫芦画瓢，离君子就不远了。
但天下最难的事就是最简单的事！所谓“大道至简”，合道的一定是简单而质朴的，没那么多私心杂念，没那么多鸡零狗碎，其实就合乎道了！然而，“大道至简”是道家的精髓，而儒家虽也有道，但此道非彼道。儒家的道乃中庸之道，其君子之道也必须符合中庸之道。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才是中庸之道？《中庸》好像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中庸》开篇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好像是给儒家之道下了个定义，天生的叫做性，率性而为的叫做道，依照道去修养的叫做“教”。那么，这个道是不是儒家的中庸之道呢？没明说。接着又说，君子是片刻不能离开道的，如果道可以离开，就不是道。然后下了个结论：“故君子慎其独也。”因为欲成为君子，道必须时刻不得离身。再然后，就解释什么是“中和”，只有“致中和”，才会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境界。紧接着，“中庸”出现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所以，什么是“中庸”，还是非常令人费解的。“中庸”不仅费解，而且难——“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大概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很久以来民众很少能做到。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孔子说，道不得施行，我知道了，是因为聪明人做得过头了，而愚蠢的人却又达不到。道不为世人所明了，我也知道了，是因为贤人理解过了头，而不肖之人又理解不了。所以，连孔子自己都明白，道难以施行，也难以明白。
好一个费解的“中庸”！难行的“中庸”！而且普通民众几乎是做不到的！如此不靠谱，不现实，孔夫子还是执意为之，他认为那些聪明的、愚蠢的，那些贤人、不肖人，不是过了就是不及，就像“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其味也。”是啊，就好像每个人都吃饭，但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真滋味！这个滋味就是“中庸”。
兜兜转转，由繁到简，再由简入繁，看似“执柯以伐柯”那么简单，实则有“执柯以伐己柯”之嫌，拿斧头削自己的斧头柄，用舌头品尝自己的舌头，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