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戴震评传》，全书是以戴震的治学方法和哲学思想的逻辑发展为贯串，评介了戴震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文化背景、前后期思想的区分及其转变动因、经学成就、自然科学及其科学哲学成就、史地学成就、人文科学的语言解释哲学成就、新理学道德哲学、经济伦理及其朴素辩证法成就等。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这是中国各族人民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主要内容。

      思想并非验之物，它之所以能够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形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科学方法，有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贯穿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的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第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

    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提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加以清理和扬弃，即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的探索各个传主的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第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

  这一方面是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前面是序，现在是这本书的章节，一共有五章如下:

第一章写人生路标和学术起点

①畸形时代的文化

十八世纪上半叶，在属于清代江南行省徽州府的安徽休宁隆阜，今属安徽省屯溪市隆阜乡，出生了一位后来在学术上继往开来，雄霸你一世，在思想节披荆斩棘、垂范后昆大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戴震（1724——1777）。休宁，一个小小的县城，地处皖南山区和钱塘江支流新安江的上游。

  休宁这个地方是个风景优美，青山绿水，历来皖南山区的物集散地和陆路交通枢纽

这里皖南山区的茶叶、毛竹、药品、果品等可都是外运苏、浙、赣的大米、丝绸、瓷器等从这里进入皖南区。

屯溪、休宁本身是个茶市，著名的屯溪叉“屯绿”名闻海内外，英语中早就有以“屯溪”命名的茶“twankay”

武夷与贡熙，婺绿与祁红，松萝与工夫，白毫与小种。花薰芬馥，麻珠稠浓。八句诗中有十种茶茗，其中有松萝、贡熙、麻珠、祁红、工夫、婺绿六种，都是徽州茶叶名。

戴氏宗族建造的“云起亭”这是明末清初的徽派建筑为二层砖木结构，画栋雕梁，八角顶上有锡沪路闪闪发光，下层四周砖壁，镶有砖雕花纹图案。

传说戴震读书时常登临此亭赏玩。戴震有吟咏流经云起亭剡水诗篇《吟剡水》:

“已有扁舟行，曾看过剡水”。翻思名手尽，谁复费功夫。

当历史的车轮滚到十八世纪上半叶时，正值所谓乾隆盛世。早在明代中后期就萌芽了民族资本主义，虽经中断，但这时已恢复发展，并加快了它的历史进程，民族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和封建主义，这两种极不协调生产关系，在十八世纪的封建老大帝国清帝国中并存着，它们时而龃龉倾轧，相互争斗，时而又化干戈为玉帛，也我取用。但总的趋势是封建帝制不断吞噬新兴的民族资本。由于与清初民族资本主义恢复发展相适应的，西方文化不断传入中国。康熙本人向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请教算学，向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等学习欧几里得《初等几何学》和阿基米德的《应用几何学》，学习天文，地理、生理解剖等，还聘请洋人参与制定立法。由于对外来科学文化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清初就出现了象王锡阐（1628——1682）、梅文鼎（1633——1721）等著名的天文历算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屡为戴震所征引，往往成为戴震学术的逻辑起点。

二，从儿时的善疑好问到继承知识主义传统

传说戴震刚出生时，天上突然打雷，冬天哪来的雷呢？原来是早春提前来到人间，风霜雷鸣一起来，震得天地颤抖。于是戴弁夫妇就给儿子取名震，不料无意中竟合《周易*说卦传》的说法:“震一索而得男，谓之长男”。“震为雷，为龙？？其于稼也，为反生”。穷人的子第“为龙”，是犯忌的，戴弁夫连想都不敢想。后一句话是说得震卦，庄家就能返生，对穷苦的庄稼人来说，戴震这个暗含《周易》震卦的名字，凡到是个吉祥的兆头。

戴震不仅学习很认真，而且善于思索，塾师授《大学》章句，刚读完一章原文和朱熹的集注，戴震就转着圆溜溜的炯炯有神的眼睛，皱着眉眉头问塾师:“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之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这两个在逻辑上顺承深入的并列疑问复句。确实有点出于老师的意外。“这是朱文公说的”。塾师抬出朱青这一权威，意在告诉戴震不此再生疑发问。不料戴震连珠炮似的发问，最后遽发巨疑:“朱文公怎么知道如此呢？”老师听后，无法会回答这样的问题了，叹曰:“此非儿也！”从戴震儿时疑“《大学》右经一章以下”的一连串发问，可看出他攫一个问题，直截深入，层层穷追的这一年幼时的思维形态。

善疑好问，重视语言文字，是中国文化中的知识论传统。明末清初知识论的“道问学”的学术风尚，甚至宋元明以来的知识论和反知识主义的斗争，“道问学”和“尊德性”之间的较量，成为戴震学术产生的广阔的文化史背景，它从文化发展史的内部表明戴震学术的产生的根源和途径。

戴震十六、七岁以前读书，每一字必求透彻地弄懂字义，他似乎生来就喜欢那蕴藏着无穷知识的奥秘的方块字，当师塾老取出明代以来的字书及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授读时，他乐而忘倦，三年竟能透彻的了解《说文解字》的内容。他又取来《尔雅》、《方言》及汉儒今存的传、注、笺互相比勘考究，他在理解经书中的每个字义时都要使字义合乎汉字构造法则“六书”，使文字形音义本身的解释和经书的语言实际表达双方一致，作为唯一正确的解释。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在语言文字方面真正弄通，有能真正读懂经书。这种方法不是别的，正是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与经学相结合的解释学途径。我国古代没有“解释学”这个名。

三，师承江永

江永关于二十四节气定气的说明有以下几点:

一是正确的阐明了太阳在黄道上的视运动，并以此为基本立足点引进了本轮、均论之说，使西学也我所用。

二是确定回归年是个恒岁实，也是二十四节气恒气（平气）的依据。岁差引起回归年的变化及地球上的春分点的变化毕竟很小，计算定气时可弗论此“岁实消长”。

三是定气的计算主要依据是地球上观测到的太阳在黄道上作视运动位置的高低。

四是岁差问题在天体测量、天文计算、立法制定中虽然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它的应用仍然要区分不同的对象。

五是表明天文理论，如黄道运动说，回归年的定值及岁差引起的变化等，在制定立法时都是应用性很强的学问。

评介江永，实际上是述平自己所接受的理论主张或业经改造过的理论的前身，从而表明相应的领域和课题中继续研究学术起点。

四、戴学发韧

第二章，戴震的前期思想

①前期论学

②是治经时要考证

③戴震批判

④戴震提出“十分之见”

1755年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提出的“十分之见”，其实质就是强调“识断”，即治学的“见识”。

⑤戴震前期论学，提出了义理、考据、文章问题

《与方希原书》中说:“古今学问之徒，其大志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致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而等末者也。然自子长、孟坚、退之、子厚储君子为之曰:是道也，非艺也。以云道，道固有存焉者矣。入储君子之文，亦恶睹其非艺欤？夫以艺为未，以道为本。储君子不愿据其末，毕力以求据其本，本据得矣，然后曰:是道也，非艺也”。戴震的这段话，将古今学问分而为三，文章为其中之一，而对文章，不排斥其有道，文章同样是可以载道的。特别像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是载道之大本。学问为三，义理居其首，义理之学，研核天下之大道。

相较于段玉裁可说是“得其制数”的人，程颐是“失其制数”的人，而戴震强调“闻道”。“义理”、“考据”、“文章”的三分及其相联，也是戴震本人强调的“十分之见”的一个样板，这是一个古今学问畛域地宏观范畴，在彼时彼地的时代学术条件下，戴震的三分说较少片面性的。

二，早年著《尔雅文字考》和《诗补传》

《尔雅文字考》、《诗补传》和《屈原赋注》是戴震早年约略同时诸成的三部书。

关于《尔雅》的作者，据何九盈先生研究，是战国末齐鲁儒生所著。参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著成《尔雅文字考》序中所说很相像，“偶有所记，俱过而旋忘，录之成帙”故可推定最早的那个《诗补传》当于《尔雅文字考》约略同时，而且可推知写作课程也相似:原先是随手札记，集腋成裘，后来才成书的。

三，生计维艰屈赋

四，传世之作《考工记图注》

1.车轴端“軹”（zhi）当做“斩”。《考工记》:“六尺有六寸之轮，軹崇三迟有三寸也，家轸”（按:车箱底部后面或四周的横木）与（按:布舆下方木，伏于轴上两旁以承舆，亦名伏兔）焉，四尺也。戴震补注（以下简称戴注）:“毂末之軹，故书本作（从车声）读如赞之”。

2.解释车轮辐条的粗细和车轴的“辊（辊车毂均匀整齐）形”

《考工记:轮人》:“望其辐，欲其掣尔纤也。”又说:“望其毂也，欲其眼也，进而眡（按同视）之，欲其帙（按:dao覆盖）之廉也”。戴注:“辐有鸿有杀（按:细小貌），似人之臂碗，故欲其揱（按:xiao尖细形）尔而纤，不臃肿也。‘眼’当做辊。《说文》:辊，齐等貌，齐等者，不桡（按nao削）减也。毂欲其辊，则干木圆甚，不宜又有廉𨺲（按:方角）。以革幬毂欲廉，‘廉’之言敛也，负干敛约也。”

三，解释车轮和车轴装配中的绠（按:geng）和“蚤正问题。”《考工记:轮人》:“既（按:同视）其绠，欲其蚤之正也。”戴注:“辐上端入毂中用正枘，下端λ牙中用偏枘，令牙外出，不与辐股（按:粗大）眡（按:qiao细小）参值，是为绠，绠之言便算（按:bi外偏）也。蚤正谓众幅齐平，虽有绠之减，蚤皆均正也”。

四，精确计算出车轴所穿之孔的直径。

五，解释了《考工记》有关支撑车盖弓形木架上的孔穴的说法。

六，正确解释了车轸的含义

《舆人》:“六分其广，以一为之轸围。”郑玄注:“轸舆后横也，兵车之轸围迟一寸”。戴注:“舆下四面材合而收，舆谓之轸，亦谓之收，独以为舆后横者，失其传也。《辀人》言‘轸间’，则左右名轸之证也。如轸与辀，弓长庇轸，轸方象地，则前后左右通名之证也。”

七，解释了车件构造、任木、任证、衡任等名称，归纳了“舆人”

八，《考工记图注》中绘图之后，还设有《释车》专章，将远书中许多的名物词的句子摘录出来详加诠释考核，这一做法，为后世解释三礼名物提供了完整体例。

九，《图注》研究了战国兵器戈、戟的构制尺寸，绘制了图像，并详加说明，明确了各部分的组成、功能和确切的部位，纠正了汉代郑玄对战国兵器的误释，《图注》是我国兵器史上的重要文献。

十，纠正了郑玄对战国兵器度量衡制锾，锊为同一制的误释，认为两制异量。

十一，正确解释《考工记*桃氏》“中其茎设其后”，郑玄训“设”为大，谓从中以后稍大之。戴注:“‘后’，谓剑环，即镡也。在人所握之下，故名‘后’，与人所握之上名，‘首’相对称也。‘中其茎设其后’，镡大于茎，令茎在中而设之，不偏左右也，‘设其后，犹之曰:设其玄，设其羽尔”茎，剑把。设，置。旋，羽，饰物。

十二，绘制了战国乐器钟图，已属奇迹，且对钟之证间圆径详加考释。

十三，绘制了战国时代三中鼓的图形，以明原书和注的叙述。《考工记、人》中讲了战国的三种鼓，郑玄注云:以晋鼓鼓金奏（先击编钟奏乐），以（fen）鼓鼓车事，以皋鼓鼓役事。戴震据原书和郑玄提供的有关资料绘成图像，明白易懂。

十四，详细说明土圭之法。

十五，考证出古代承枣、栗的玉案有四周，下有曲角。

十六，绘制了古代容甗（yan）鬲、簋、豆、勺、爵、觯（zhi），并说:“古铜甗有存者，大势类此”。后来的研究及考古发现，万全证实了戴震《图注》的正确性。

十七，关于古代祭祀的时间、含义、参加对象的考证。

十八，正确解释《考工记*庐人》:“凡兵，勾兵欲无弹，刺兵欲无蜎”，这本是一句韵文，这个“弹”字很费解。戴注曰:“弹，读如夗蟺（按:yuan    shan  卧曲盘旋）之壇，转掉也，蜎，摇掉也。”句中“勾兵”指矛戟之类的兵器，“刺兵”指矛之类的武器。戴震分释为“回转”和“摇转”，是语言解释上的析言。原文全句是说不论戈戟或是长矛都要精良好使。

十九，详细叙述了古代的天文观测中的“为规识（按:通‘志’标记）

日出之影与日入之影”的方法，和测量北极星的方法，纠正了时人测量中的错误做法，成为保存，重现古代天文观测方法的眼整的珍贵资料。戴震的补注和图象起到提高“为规识影”和测北极高下的精确的作用。

二十，考释了先秦都成的建制，包括宗庙、宫廷共建等情形。后者在今本《戴震集》中有《三朝三门考》一文同此。前者见于《考工记*匠人》:“匠人营国（按:国都），方九里，旁三门”补注。戴震说:“六尺而步，五步而雉，三十雉而里，里三百步，此记天子城方九里。其等差:公盖七里，侯伯盖无里，子男盖三里。”这一考试对研究上古制度也是有意义的。

二十一，认为殷人世室、重屋建制界如周代明堂。有关周人名堂，补注同今本《戴震集》中《明堂考》一文。戴震还绘制了世室明堂、宗庙、王城四幅构制图，这对研究古代房屋、庙寝、城建的构制有重要的价值。

二十二，对《考工记*匠人》中有关古代井田制的记述详为考释，补注文同今本《戴震集》中《匠人沟洫之法考》。

二十三，在考释上古车制的基础上，☞出上古车同轨，这一考释对研究战国车制和秦代车制有重要意义，战国车制是秦代车制的前阶。

二十四，在《弓人》图注中，绘制了战国的弓图，标明了各部位的名称。在补注文字中，解释了弓的取材、制法、使用、部件名称和构造尺寸大小、装配等。是复制战国弓的可靠依据。

五、京师郊游和朴学思想的成熟

戴震的谦顺质朴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博览古籍，遍观尽识，好古疑古，实事求是的态度，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也正是京师褚公能与戴震友善，乐于交游，邀请寄居，折列求教的基本原因。戴震的学术精神和处世态度是一致的，也是前期、后期一自贯之的。他追求的是本真的认识，是真理。以追求本真，追求真理的精神治学、处世、处己，这就是戴震的性格。

第三章《七经小记》

1.宏大的著述计划

第一阶段的学问蕴蓄，著述成功

第二阶段朴学理论的完善，戴震酝酿成熟新的著述计划。

何为“七经”？

《诗》、《书》、《易》、《礼》、《春秋》、《论语》、《孟子》

2.《七经小记*学礼篇》及其他

十三经中的“三礼”，通常的次序是《周礼》、《仪礼》、《礼记》有时加上《大戴礼记》称为“四礼”。《仪礼》相对于《礼记》而言又叫《礼经》，到晋代才称为《仪礼》，故有关“三礼”或“四礼”的研究通常称为“礼学”，而不称为“礼经学”。“礼学”全是实学，“三礼”本身一系于实事、实物、实情。

3.《七经小记*水地记》

《水地记》的首条是:中国山川维，首起于熙，尾终于东，河水所出其地，曰昆仑之虚，其山曰紫山。其未条是:其南沁水，东淡水，西曰太行。

“以山川为主”，就是以大地来研究地理，这就能把对象的研究至于科学之上，这是完全正确的科学思想。

4.对《易经》的研究

《易经》是一部最戴神秘性的书，孔子曾说要“假年以学《易》”，并有“韦编三绝”的故事，可见《易》是读不懂的。到了汉代，《易》被列为六经之首，《汉书*艺文志》称《易》为“六艺之源”。传说孔子授《易》，五传而至田何，又三传而至施雠、孟喜、梁丘贺，此三家《易》被列为今文经《易》学博士。

5.对《尚书》的研究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史书。《尚书》始于《尧典》，终于《秦誓》，其时代起自上古的唐尧，终于春秋初世，为我国上古时代的史料，故名曰《尚书》。它大体上是我国奴隶制时代早期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

戴震还考证了伪古文《尚书》。今本《十三经注疏》扔是伪古文《尚书》，故了解该书还是很有必要的。《十三经注疏》之所以如此，一是伪书中有真，那就是包含了今文《尚书》二十九篇的内容。二是唐人做疏证就是用了梅赜本。

三是，认识其伪，当作伪书读，何况伪中有真，存此部分伪书亦无妨碍。故阎若璩订伪有功，但无妨扔其存有伪书，不闭销毁或剔除的。

《尚书》原是古典文献，后来成为宣扬儒家“道统”的圣典，尊为《书经》，成为两千年间统治中国人民的主导思想的来源之一。但清代学者研究这本书时，还是把它当作古史文献来笔耕的，戴震也不例外。如前所说:江声、王鸣盛、孙星衍研究《尚书》的方法基本上是个辑逸的方法。但也各有特色，江声是惠栋的学生，一味好古，唯古是收，剪裁甚少。王鸣盛的搜罗及薄，劝夫很深，但把今古文学说挑格在一起，看不清学派分脉。孙星衍是三家之冠，他的体例是“易为注而自疏之”，自简而疏详，努力区分今古文学派的不同，各还其是。戴震后日之作《尚书义考》很特色。

一是区分汉宋，尽量廉古文和今文《尚书》三家说，汉儒注释，力致与一遗漏。

二是针对《尚书》古解古注缺乏，戴震努力建设自己的注释体系，他的基本思路是从语言文字入手，从今文《尚书》原著出发，“以词通道”、作出他本人的、合乎古意的解释，并以自己的解释为判别标准来区分今古文义。

如何区分今古文《尚书》

①凭文献      ②凭识力    引用文献时既有辩证，又得尽量不遗漏，戴震就在中用文献过程中随时申明己见，这些申述处。大部分是想阐述今古文学理区分。

6.对《春秋》的研究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今存的《春秋》从鲁银公到鲁哀公，历十二君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谷梁传》所宰制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记两年）。它基本是鲁国史书的原文。传说孔子著《春秋》，不可依信，但孔子以《春秋》作历史教科书受徒却是可信。无奈此书太简，没有专注简直无法读懂。

戴震强调习《春秋》本经时应重视《左传》、《谷梁传》虽书中未提及今文经的《公羊传》、但从他强调《三礼》郑注可比《春秋三传》，强调研治《春秋》当可通观《三传》而折衷看，戴震对《公羊传》同样重视得。

旧时代，还有什么比皇权更替更重要的事情呢？《春秋改元即位考》就是考证奴隶制时期最高权利更替时的仪式、相关的内容等级划分、《春秋》记述相关事例的辞例，戴震考的主要之点:

（1）即位和改元。即位即天子就职，改元即改定始年。即位有即位之礼，一般是服服丧一年后改元即位。《春秋》于改元前后称名皆不同。戴震说:“即位之礼，先朝庙，明继祖；出适治朝，正君臣也；事毕反丧，服丧未终也”。又说“逾年后改元即位，《春秋》于每称公，于外书爵，未于年内称子，于外书某子”。但是平王东迁以后僭越之事屡屡发生，陪臣亦执国命，弑君之事亦不少见，故改元即位，戴震考释曰:“世变相寻，未逾年，即葬卒哭而即位焉，逾年萘改元。”

（2）归纳出几种彼时皇权陵替，权利再分配时的情况及相关的君臣名分。大体上说有:君臣名分定，君臣名分不定而不以国姓称之，君臣名分尚未定而以国姓称之。戴震说:“立子以正，君薨为丧主，《春秋》即正其为君，义素定也。世子虽在丧，未改元即位，不可谓君臣之分未定也。以篡返国者绝之，不以国氏，以有正也。公子争国，分非君臣，不绝之，无正也，则以国氏。立子不以正，未即位不正，其为君义不取定也；虽有先君之命，私也。”

（3）面对复杂的皇权陵替和君臣名分的类别，《春秋》辞例是怎样叙述的？戴震归纳《春秋》分继正即君位、即故变文。继故指有僭越、弑君之类引起的提早即位。继正:《春秋》书“春，王正月，公即位。”例昭公元年。这一说法，《三传》曾作个解释，戴震把它作为全书辞例而列出“继正”是一大创发。继正变文:“书‘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书即位以表微。”例《经。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对继故即君位，戴震讲的较客观，他说:“继故即君位，经国之体，不可以已也，践其位者，宜有深痛之情。《春秋》书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书即位，以见其情。”例撞公、阂心、僖公皆有此例。

（4）先君下葬与逾年改元的关系。后者更为重要，从这一点说《春秋》到是就活人不就死人的。

（5）关于先君未葬而是否可书君的问题。戴震认为，《文公十四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一语，该年夏五月齐侯潘卒，九月舍被杀，先君潘未葬，舍未即位而书君，那是“义素定者也，书君不与书爵同，不可以爵书者，可以正其君臣之分也。”《信公九年》:“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一语，献公为葬，奚齐未成君，故称“君之子”，戴震说:“义不素定，而未即君位也”。而《僖公十年》:“晋里克弑其君卓”，这时献公已葬。《哀公六年》:“齐陈乞弑其君茶”。戴震指正:“逾年即君位，而后得为君，此义明而嗣立之际严。”

（6）进一步分析“继正之变”

以上六条，是戴震研究《春秋》归纳出的体例，朱彝尊曾说:“以例说《春秋》，自汉儒始。”洪兴主说:“《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求例，犹天本无度，治历者因周天之数以为度也。”戴震寻求《春秋》内在的规则，并为阐释，对理解孩书是有很大帮助的，且创发了前人未及之说，甚是可贵。且由书例而及历史演进的实际情形，虽后者的说明不免苍白无力。但可看作研究者的思路是想架起书本的深沉体例与历史现实间的桥梁，是个从逻辑规范到历史的过程。戴震归纳条例以说春秋的方法，不失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

第四章戴震的思想转变

1.结事惠栋

（1697——1758）戴震结识了惠栋，结识惠栋时，惠栋一处于垂暮之年。年轻的戴震向学之心，使他对有幸拜见惠栋深感荣幸。也激起他对惠栋的深深崇敬，惠栋的学术思想引起了青年戴震深刻的自我反思，最后终于促使他走上了新的学术道路。

戴震基于一元单途的新认识而列的评价标准有三:一是“以字（词）通同（辞）”，因汉儒传注和研究者本人的语言文字功夫而读通本经。

二是疏通经书语言文字不是目的，另有最高目的闻道，“即以词（辞）通道，”“闻道”方为通真经，余皆谓学问不全；

三是针对数百年来学界流弊，也是实施一元单途的“以字通词，以词通道”的保证，切记学路“凿空”。

2.颜元李塨学派与戴震

后期的问道与前期的问道在内容上有何不同？

前期强调述古圣贤之道，后期强调古圣贤之道与民情民欲结合的，“学成而民赖以生，”强调“道”本身的里义的含义，实际上是更自觉地顾炎武“理学即经学”的见解，从而使闻道和闻里义、闻理紧密结合起来、以闻道为标准来衡量《与某书》中的对方，犹感不足，衡量余萧客的《古经解构沉》，作出了较高的评价，总而言之时是以闻道为标准检验他人，亦以自励的。

后期论学的另一重点是批判宋儒，如何批判？

在《与某书》中概括的批判宋儒的方法，有以下两种；

一是宋儒以己私见，字称“问道”，实际上未能通语言文字——连古书也没有读懂。

二是昧于世事，以私理教人，与释氏、老子无异，从而使天下其咎。这两条，有都是与戴震后期对“闻道”作的广泛理解有关系。

戴震在《与某书》这一后期论学刚要著述中，深刻揭示了宋儒的上述问题均是由理论上的错误引起的。

在戴震看来，知行问题首先要在理论上正确。否则、连释教也有“躬行实践之说。”

戴震后期论学，修正和补充前期论学的观点，后期作为一名学问家、学术思想家，更应作前后期相衔的考察；而在“闻道”即寻求里义，特别是在批判程、朱，及他的新理学的实践性和人民性阐述上，标志着戴震新理学哲学体系的建立，后期作为一名哲学家、思想家，当作如是观。

第五章自然科学及其哲学问题

1.西学东渐和对传统科学的整理

我国自然科学在某些部门，逐渐落后西方国家。但在十八世纪以前，我国的自然科学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可惜的是，许多成就至此已濒于湮没，亟待加以整理和发扬，这对振奋民族精神，发展科学事业即为重要。西学的渗透，对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从另一方面看，西学的渗透，也就对东方文化的挑战。戴震选择的道路是，总结本国超越世界的科学成就，吸收西方文化，融贯中西，摸索科学文化发展的东方之路。

戴震曾系统总结婚我国历法学的成就，著《古今岁实考》明代的《大统历》使用到崇祯年间字误差很大，不能适应生产需要，修改已事在必行。明《大统历》承袭元代。《授时历》两者施行时间长达364年，开始施行时（1281年，）见裁【清】黄汝成辑《袖海楼杂著》燕京大学图书馆1940年影印本，精确度极高。到了崇祯年间几乎不能用，尤以节气误差为最。徐光启、汤若望等编制的《崇祯历书》，是戴震天文学思想的来源，他了解托勒玫、第谷等可能就是通过该书的。

《授时历》是元郭守敬等人的编制的。它以弧矢割圆述求解黄经和赤经、赤纬间的换算关糸。并用招差法推算太阳、月球和行星的运算速度。它以365.2425日为一年，29.530593日为一月，推算节气时以一年的1/24为一气，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取历元的办法是以近代任何一年为元年，从而废制古代的积年，所用的数据全屏实测，《授时历》是我国古历史上一次重要的革新。

2.对传统天文学的总结和发展

戴震对天文学研究的主要成就有哪些呢？

一是对天球的视运动完整叙述，从运动的投影提现了宇宙运动的基本状况。在西方，地球居中不动是上帝主宰一切的宇宙观依据，排除这宗教偏见，它却是人类祖先认识天球运动一个阶梯，古人观测天象是以恒星为背景的。经过长期的观测，古人选择二十八个星群为星际坐标。（又称二十八宿）观测天象。古人不能认识地球绕太阳公转，反而认为地球不动而太阳在绕地球转。这虽然是错误的，但它对天文观测是十分方便有利，它从天体视运动，即天体实际运动投影来观察天体运动的相对运动，特别是太阳和其他天体的周年视动。

戴震后期的生生不息的朴素唯物主义辩证运动观，无疑与他的天体视运动的运动观有着某种逻辑上的联系，同是科学的运动观①世界观      ②门类科学的  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升华。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为农业发展所必须得，此外，与占星述推波助澜也有关系。戴震天体视运动观及其一系列的具体的科学说明，实际上是唯物主义思想在科学研究中反映，并由此加强了门类科学中的科学逻辑力量。

二是戴震研究了岁实和朔实:

它们的来源、关系、确定的方法，写了专书《古今岁实考》。古代天文学有两派，一派是天文观测家，观测恒星、彗星、流星等。

一派是历法家，主要是推算日月星辰运行的。戴震是后一派，对岁实和朔实的研究，也是从天体视运动入手的，依据《周髀》中关于右旋和左旋的提法，他说:中前四颗星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称璇玑。

戴震的《古今岁实考》，实际上是一部历学史，或称“回归年史”。

值得一提是，戴震从祖冲之（429——500）《大明历》的天文数字的叙述中认为祖冲之发现岁差，尽管不确，但意义甚大，说明戴震敏锐的目光，善于从古代天文记录中发现天文史的成就，后来《在续天文略》中戴震最终发现，是虞喜发现岁差。

《大明历》虚分三是对古历法“九道八行说”的批判和继承。古历法中的“九道”是指月球绕地球公转轨道的投影轨道。又称白道，戴震《原象》中称之为月道，戴震说:“月道斜交于黄道”。现代天文学指出白道和黄道交角凭均也5°9，“九道”用以考白道与黄道相交的变化，从而将月球轨道白道分为内朱道、外朱道、内白道、外白道、内黑道、外黑道、内青道、在青道、中黄道。“八行”是指用八个节气（春分、立春、冬至、立冬、秋分、立秋、夏至、立夏）来命名九道，如说春分青道为正东（内青道）、立春青道为东南（外青道）等。

戴震认为研究天体有充分利用这一运动特征的必要，日月的黄经相等和交点的位置移动，亦即日月运动到同一黄经度，但两者不易定相重，是研究日月食得依据，因而是及其有用的。废弃了旧说，应当有研究的新路，否则无法正确解释自然现象。科学就会停止。

4.对古代天文，尤其是《周髀》中的“北极璇玑四游”作出合乎近代科学的解释和术语的对应，通过古今对比研究和术语的，以古证今，以今补古，这对加深对古天文的科学的认识，促进后代天文学的发展，都是有重要意义的。最著名的对比就是天体视运动对比。近代天文学将太阳视运动轨道叫黄道。

5.对月建的解释，也是以古证今的典例，

古代天文中把农历每月所置之辰称为月建，如正月建寅，二月建卯等。但建月建的依据是什么？

汉代人居《逸周书》斗杓移辰来解释，也非得其是。

6，戴震还以岁差来解释古今星象的变化，这突出的表现在他的《记夏小正星象》一文中，以天象验证古代文献，这在现代科学，如考古学，历史学，年代学的研究中都是最重要的有说服力的研究方法。

由于岁差，作视运动的恒星（如大火、二八宿）如同太阳一样，每年都有微量退行度数，日躔之所在夏与周相比差一次（按:次，十二次），夏与青乾隆相比差二次，恒星当然也退行，二十八宿，尤其是大火，在昏、旦时分

居于当头星位置当然也就得“因之而异”。戴震从岁差引出宏观相异的论断完全正确。

应该指出，戴震以岁差观察日行，又以岁差观察恒星的视运动，这是对运动普遍性的深刻把握，是天文学史上的重大进步。

7.古天文学和在来天文学之间，他立足于传统的古天文学，而以当时的外来说为之补充注释，这与数学上勾股割圆法为中心，而又以西学三角学为之注的精神是一致的。与本轮均论说原本精神一样，戴震用以解释太阳系运动轨道问题。首先是日循而行的黄道，考虑到岁差的音响，戴震和江永一样，设想日循黄道以外，还有一个形成日行之盈缩迟疾，高下逆顺变化的“左璇之规”把它叫本轮。

8.对传统天文学的改造，为创建近代古天文学和天文学史的研究作了巨大的努力，《古今岁实考》、《续天文略》是这一努力的成功之作。

三，《勾股割圆记》的主要成就

《勾股割圆记》及其托名吴思孝的注是戴震最完整、篇幅最长的数学著作，清秦惠甜《五礼通考》全载其上中下三篇。乾隆三十八年（－1773）曲阜孔继涵刻《算经十书》时，亦收入《测算》和《勾股割圆记》。

数学是在世代系列的人类社会实践中逐渐累积和发展起来的，它始终提现了运动最普遍的本质:“吸引和排斥这一古老的两级对立”。数学研究，当然能涉及到“普遍联系”的辩证关系。

从“普遍联系”去看全书内容有两个大的方面:

一是有关勾股弦关系的基本概念的解释

二是勾股应用割圆术

（一）基本概念的解释要点:

1.《记》上:“割圆之法，中其圆而觚分之，截圆周为弧背，（按:geng连接两端）弧背之两端曰弦，值弧两端之半日矢。”按:一冫得圆半径也”

按:径隅《周髀算径》的旧名，承1.将弦的中垂线交于圆之两端，形成以圆心为顶点的两全等直角三角形，该直角三角形的弦等于圆半径，戴称之为径隅。戴震认为，此原理对求解天其他黄道赤道夹角等极有用，由弧长求勾股，由勾股求弧长和矢（按:均可，因半径为定值）由弧、矢而承勾股求出整个圆面，“步算之能事毕矣”。天文在推步勾股割圆中得到说明。

3.在注释本中，戴震详细介绍了圆周率的计算方法。

4.《记》上:“勾股弦三矩方之，合勾与股三方适如弦之大方。”

按:戴震在注文中详细介绍了溯自《周髀算经》中的勾股定理，今之表达甚简:设勾股弦为abc，则c2＝a2+b2以上有勾股割圆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名称）、定义的确定、圆周率和勾股定理的介绍，明确了戴震研究勾股割圆术的基本点。所谓“勾股割圆，”实际上指直角三角形和圆面（即过圆直径圆内接直角三角形）的同一性关系的处理。以上基本点无疑是处理这一同一性关系的数学基础，应在说，把这种带走自然辩证哲学特点的同一性关系放到门类科学中去看，它将是复杂的，戴震研究的勾股术就是这种同一性在数学上的复杂的具体表现，透过数学，我们看到的正视著作者的科学头脑，辩证思路和逻辑方法。

（二）勾股割圆术的应用要点分析1.《记》上:“有勾有股求其弦:勾自乘，股自乘，并之开方得弦。”

按:由此即用公式:c＝ab22+2.即用公式:b＝ca22－3，即用公式:a＝cb22－对此，戴震还看到与第二术的联系。《记》上云:“凡曰勾曰股者其名可互易，故与第二术同。”

在第三术中，戴震又说:“减矢于圆径，余为股，弦和矢恒为股弦较（凡两数相并为和，相减为较），和、较相乘为勾之方”。

按:设:圆内以圆心为顶点的直角三角形勾、股、弦为a、b、c,矢为s，半径为R，则b＝R－s,（矢，又称股弦较）＝c-  b=R-b，（R+b）(R-b)=a2亦即a2=（c+b）(c-b)。其实，此定理还可推广成:圆内两任意直线相交，各直线被圆和交点切成的两线段之积相等。戴震其时尚未识此。在第三术中，戴震说:“减勾于圆半径，余为次弧背之矢。倍股为次弧弦。减次弧背之矢余圆径，余为勾。弦和其矢勾弦较，和较相乘为股之方。”

4.《记》上:“有半弧弦(又名内矩分)，有矢，求其圆径，半弧弦自乘，矢除之，加矢，为圆径。”

5.《记》上:“有矢，有圆径，求半弧弦，以矢为股弦较，于圆径减矢余为股勾和，和、较相乘，开方得勾，勾即半弧弦，倍之为全弦。”

6.《记》上:“有半弧弦，有圆径，有矢。以半弧弦于圆半径相减得次弧背之矢，为勾弦较，相并为勾弦和，和较为相乘，开方得股，股即次半弧弦(又名次内矩分)，以减圆半径得矢。”

7.《记》上:“有次矩分，求矩分，以积矩为实，次矩分为法，除之得次矩分。”按:这实际上是戴震把长方形和圆联系起来考察，视长方形为圆内接长方形，矩分为边长，积矩为矩分和次矩分之积，实际上是长方形面积，“实”为被除数，“法”为除数。戴说甚明，戴震明确指出:“右即广袤互求之法。”“广”即宽度，“袤”即长度。

8.仍是工程测量问题，所谓有“矩分(边长)求径引数，(工程测量中垂线锐处所指引起大于圆半径的伸长部分)。”此外，戴震还讨论了圆内接正六边形边长等于圆半径，圆内接正十边形边长为:以该圆半径为股，该圆半径之半为勾，求其弦，然后得弦与勾之差即为正十边形边长。戴事甚确。

9.实际上是将两相似直角三角形作比较，用比例法解勾股问题，以解决工程测量中的求远处高度之类的问题，(本来可以直接用三角函数，如H=Csina，戴震化为勾股比例问题，原理同，但稍烦，戴震表彰中法，故有此算法)。《记》上:“凡勾股弦大小大互求，必得其三，则可以知其四，以原有之两矩定其率，今有之一矩，合而权之，异乘同除，得所求之一矩。”

10.除重伸§6介绍的第六术以外，以勾股法讲述三角函数的求解，戴震注指出:他所说的“矩分”指正切，“内矩分”指正弦，“径引数”指正割。例如，戴震说:“有次内矩分，有内矩分，求矩分:以圆半径乘内矩分，内矩分除之，得矩分。”

11.勾股第十一术实际上是讲半角公式，《记》上:“求分弧内矩分基次内矩分:以矢于圆半径相乘，半之，开方，得分弧内矩分，与内矩分于分弧之内矩分相乘，矢除之，得分弧之次内矩分。”

12.第十二术实际上是倍角公式，但表达全用中法勾股术，《记》上:“求倍弧内矩分及次内矩分，以内矩分与及次内矩分相乘，倍之为实，(即内矩分乘倍次内矩分之数)，径隅除之，得倍弧内矩分，若内矩分乘倍之为实，(即内矩分乘倍内矩分之数)，径隅除之，得倍弧之矢，减矢于圆半径，得倍弧之次内矩分。”

13.第十三术戴震叙述了两角和的正弦公式。两角差的正弦公式、两角和余弦公式、两角差的余弦公式。《记》上:“有大小两弧求其和弧、较弧内矩分及次内矩分，以大弧两矩分与小弧次内矩分相乘，径隅除之，得和弧、较弧内矩分之半较。加半较于半和为和弧内矩分；减半较于半和，为较弧内矩分。”

14.实际上是讲正弦定理，戴震以西名注之云:“今名两角夹，一边求余角余边，所知两角不夹所知之一边术同。”《记》上云:“有正弧利对正觚之距，有对所有一距之觚规限(按:度数)，求其距:以对所求一距之觚规限内矩分乘对正觚之距，正弧内矩分除之，得所求之距。”

15.仍为正弦定理。戴以西名注之曰:“今名两边一角，角有所对之边，求余角余边。”《记》上:“有正弧及对正觚之距，有对所求一觚之距，求其弧规限，以对所求一觚之距乘正弧内矩分，对正觎之距除之，得所求之觚规限内矩分(此即前述转而用之)。”

16.第十六术，戴以西名注之曰:“今名两边夹一角求余角余边，用梅氏切线分外角法。”困难的是对戴震说法加以证明。《记》上:“和两哭一觚规限，所知之两据旁于所知之觚，其觚曰本觚，规限曰本觚(按:疑当为‘弧’)。－本弧于圆半周，余为所求两觚规限之和，(吴曰今名外角)，半之为两弧之半和。以所知两距之较，乘两弧之半和矩分，两距之和除之，得两弧之半较矩分。以半和半较相加，得对大距之觚规限。若相减则对小距之觚限。既知三觚两距，则如前第十四术得对本觚之距。”

五，戴震数学中的科学哲学问题

如前所说，门类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是一种客观存在，问题是是否对它着手研究。综管《勾股割图记》、《测算》、有关传统数学书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戴震确实对数学研究有潜在的科学思想作指导。

  《割圆记》上中下三卷，分别以青苗直角三角形勾股弦、球面直角三角形勾股弦和球面斜三角形为研究对象，三分内容均可以平面三角和球面三角形证明之，后两部分和古代天文中的天体视运动轨道、轨道交角、天球经纬度拟测等，结合的尤紧，有关天体视运动问题贯通于球面勾股弦结终。

戴震的经度在天文学上实际上是指黄道和赤道的交角，后该成经限，赤经的余弧，叫纬度。后改称纬限。

——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