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儿最浓的记忆，是小时候有一年奶奶领着扎着翘天羊角辫的我，在东北姥姥家过年。那时候太小，脑海中仅剩几个鲜活的碎片。红绸布系在老房子的大门上，尾巴跟着遛过的风扬得老高。院门大开，院子里几个面部模糊的壮汉，赤着膀子，磨刀霍霍，一只倒掉着的猪，“嗷~嗷~”嘶号，再后来我就不敢看了。

那时候农村杀猪是大事儿，有条件能杀得起猪的，经济条件在村里算是数得上的。左邻右舍都赶来拜年凑热闹，人闹哄哄的聚在院子里，半大的孩子们在腿间窜来窜去。猪的身子被拆解，被女人们拿回厨房，留一个生猪头，洗干净脸上的残血，端端正正摆在木质方托盘里，前方两碗白米饭和一盘花生，一盘果子，是祭祖用的。祭完祖，那猪头要挂在大门上，也不知道讨个什么话头。终有人散了的时候，大门口的红绸布在青白的猪头后飘着，黑眼珠子蒙上一层白衣，颇渗人，我总是避开它走。隔天，桌上有一道被拆解了的猪头肉，耳朵，拱嘴，舌头被卤制烹熟，我依然不能把这道美味跟大门口的青白猪头联系起来。

再有便是一二年级时，妈妈在海口坡博村开了个洗衣厂，一楼几个大机器轰隆隆的转着，忙碌的女工们处理着特殊布草的浆洗，晾晒，熨烫等工作。村里人不多，路还都是土路，挨着洗衣厂有一个半米多高的水泥台，那是村里人年节在上搭唱琼戏的戏台子。那年春节，印象最深的两件事儿都跟这戏台子有关。

除夕傍晚，我们在台子上放花。爸爸给我和妹妹买了一大箱的烟花爆竹，可我俩只敢挑里面的摔炮玩儿，不见火的那种，往地上一摔一脆生响。实在无聊，便央求厂里值班的小姐姐加入。她胆子也不大，我们便挑呲花点，天色又暗了几分，呲花的琉璃璀色，被暗夜衬得更加灼亮，远处电视里的晚会要开始了，谁家的狗叫了，谁家的小娃娃哭了。后来小姐姐的男朋友来接她回家，我们正在兴头上，便把他也拽了进来。终于上了几个带劲儿的。带大响的和大礼花都放了起来，我和妹妹头抬得老高，墨蓝色夜空中炸开的烟花，光华灼亮了洗衣厂和对面的老爸茶坊的墙，古旧的砖好像跟着流动了起来。

爆竹种类实在丰饶，有点起来就在地上转圈的陀螺，有会向前跑带轮子的小车，还有窜天猴，把尾巴点着“嗖”的一声怪叫窜上天窜的老高，还有棍子一样的，点着了冲天举着，颇有节奏的“突！...突！...”一个一个弹丸一样飞上天炸开“啪”的一声，还有鞭子一样的绿色细条的，点起来又亮又噼啪的响，他让我拿在手里，我便撅着屁股胳膊伸得老长......响声吸引来了周围的孩子，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我们，我玩的高兴，颇豪爽让大家随便挑，爆竹眨眼间便被放个干净，大家便尽兴散去。印象定格的图景里，鞭炮噼啪响着，人声嘻哈笑着，白烟缭绕，人影穿梭，手持金色流光，在戏台子上蹦着跳着闹着。

那年的初二或初三，记不住了，起床下楼就看见一群人在搭台子，是要唱戏了。我兴奋跟妈妈申请去看，她同意了。下午时，奶奶便提前把自家的小板凳摆在观众席前面。晚上人没到呢，鼓点声就已起，我随便扒拉了两口饭，就跑去看戏了。

琼戏扮相是远没有京剧隆重的，颇有些旧的衣裳，粉红和豆绿布料上缀着大亮片，在灯下别有一番风味。丑角还是能认得出来的，其他的便一窍不通了。戏半唱办演，两个角儿在台上碎碎叨叨说个没完，简直要把我的耐心磨完，后才终于又咿呀的唱了起来。琼戏是用海南当地方言唱的，靠近闽南语系，我是完全听不懂。台上唱的热闹，台下我只看到人嘴开合，转身，佛袖，突然周边的人就都笑了起来，我便也跟着笑起来。至于戏唱的是啥？为什么发笑？我一概不知，只记得台子上转啊转的粉红豆绿，姑娘的长假发和小丑的白鼻子。

随着年岁一年一年得长，年味儿却是一年一年变淡。孩子对什么事儿都是充满热情和好奇心的，长大了心就俞渐乏了，对很多事儿都提不起兴致，再也体会不到那种纯粹的快乐，只能到回忆里去找年味儿了，这是成年人的悲哀。